三、企业“走出去”逆势上扬。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有利条件增多，同时也面临不少新的风险。一些国家与我开展合作心态复杂，既希望中国企业扩大投资，又对我意图妄加揣测；我国企业对国外法律法规、资本市场、文化习俗还不熟悉，跨国经营的经验不足。

针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央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既不失时机积极推动，又慎重稳妥规避风险。根据中央的部署，有关部门着力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一是狠抓制度和机制建设。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承包工程资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二是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放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外汇使用和人员出入境限制，扩大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规模。三是加强对“走出去”的管理和协调。四是改善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

在全球跨国投资大幅下挫的不利环境下，我国企业“走出去”逆势上扬。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增长6.5%。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777亿美元，增长37.3%；新签合同额1262亿美元，增长20.7%。

四、多双边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被推到国际社会讨论和解决重大问题的前台。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在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同时，在全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一是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重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认识到，由少数国家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机制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由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商讨和确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政策。中国积极参与20国集团活动，推动20国集团机制化并成为重要一员，有效维护了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弊端。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些主张都得到广泛认同和有效维护。

三是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在困境中重启。金融危机后，各国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意愿明显增强，为重启多哈回合谈判提供了新契机。我们及时提出有关谈判原则，维护我核心利益，引导谈判走向，为去年下半年谈判节奏加快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是扎实推进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2009年，举办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深化10+1合作，巩固10+3主渠道地位。积极参加“金砖四国”、APEC、上合组织、东亚系列峰会，拓展了务实合作，扩大了我在多边舞台上的影响力。

五是深入推进双边对话和合作。2009年，成功举行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成功举办第二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和中俄总理会晤委员会第13次会议。成功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提出了对非合作新8项举措，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赞誉。

六是积极稳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2009年，我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与秘鲁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与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投资协定。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补充协议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