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降低税率及储蓄率。过去几年，我国税收增长都在30%的水平，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学者蒙代尔（Robert Mundell）不久前建议美国政府把企业所得税由35%降低至15%，认为这是“对症下药”的一个重点。此外，德国等也已出台了减税方案。

透过财政及税收措施，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消费，可提供扩大、创造及优化“内需”的基本条件。如大幅减低个人所得税，包括向中等收入阶层减税，将有利于扩大内需及刺激个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相反，高税率则会打击内需和投资，并流失税源。

目前中国的储蓄率有“三高”现象：（一）政府的储蓄率高，中央已果断地出台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相信还有上调的空间。（二）国民的储蓄虽然居高不下，但占国民收入比例其实有下降趋势。由于银行的储蓄息率偏低，将不能为国民带来财富效应，因此，消费者仍然不会有足够的信心增加消费。这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三）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由1992年的11.1%，上升至2007年的22.9%。能把企业庞大的储蓄转化成有效益的投资，将有助于“扩大内需”。

在国库收入方面，应当解决三个问题：（一）理顺资源产权不清的问题，合理地征收资源税。（二）让国民合理分享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利润。（三）许多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在100%以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我国在这方面包括去年新增的国债，占GDP的比例仍在20%上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利用。

全球金融海啸带来了“危”，也带来了“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现在要抓住百年罕见的机遇，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第二浪”，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国可在下一个30年内实现全面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