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今年两会，一些代表委员之间不时迸发的观点辩论，成为一道抢眼的“风景”。张茵委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提案，孙淑义委员“投资300亿元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发言，曹淑敏委员的“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等观点，都遭到了其他委员的反对，而围绕着“急救基金该不该建”的问题，凌锋委员和邓小虹委员也展开了激烈“交锋”……这种意见辩论的场面，在此前极为少见。

从历史的角度看，两会的会风一度曾给以不够活泼的印象，但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只说好话、少说或不说坏话”的情形已大有改观，近年来的两会上，追问民生问题、批评政府部门失责的“直言代表”、“放炮委员”越来越多。

不过，前些年一些代表委员的激烈发言，多是单向的意见表达，而不是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思想交锋，这种缺乏对抗性、辩论性的参政议政模式，还称不上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境界。

表达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当然并非所有的意见表达都能转化成公共政策，其间如何取舍，就需要通过辩论这一民主程序，实现公开、公平框架下的意见博弈，以最大限度地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解，寻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不难想象，如果缺乏包括政治辩论在内的意见交锋，公共政策即使是“一致通过”，也可能隐匿了重大分歧和缺陷，其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十分可疑的，而且也不利于选民和社会有效地监督民意代表。

唇枪舌剑的“肉搏政治”当然不值得效仿，但一团和气的政治形态，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长和成熟。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此次两会期间出现的政治辩论，意味着代表委员的言说姿态在完成从“一团和气”向“诤言”的初步转型后，正在萌生从“诤言”向“辩论”的更深层次的转型，它将成为中国两会会风的一个重要拐点。

现在的问题是，两会上的辩论还不够多，比如，有代表、委员提出了“‘钉子户’对房价上涨有责任”、“我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等观点，虽然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却未在两会这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台上引发充分的公开辩论———尽管这些观点都涉及重要的民生问题。

要改变“两会”中辩论不足乃至辩论缺失的状态，首先需要解放思想，摆脱辩论就是制造政治混乱的观念误区，为鼓励、促进辩论塑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并从制度安排上强化两会的辩论机制。在这方面，广州政协已经迈出了有益一步，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政协会上，特地设置了“即席发言”环节，为即兴式的政治辩论创造了契机，在三个多小时内，17名委员争抢话筒，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机制的生命力。

辩论要成为两会常态，还有赖于代表、委员的意识自觉和参政能力。这既需要代表、委员们打破不伤和气的“面子”哲学，习惯于在辩论氛围中进行政治表达和利益博弈，更需要他们提高“敢于辩论”、“善于辩论”的技巧。从这个意义而言，张茵代言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团并非其“原罪”，指责其“为富人说话”也未必站得住脚，但当广东一位工会副主席提出与其公开辩论时，张茵却拒而不辩，并且不再回应媒体的追问，这或许才是真正令人遗憾之处。

至于会场之外的民间社会、公共舆论，亦应推动两会的政治辩论。事实上，围绕着张茵提案、“中华文化标志城”等议题，已经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并呈现出会场内外辩论的互动效应。辩论的向外延伸，有利于会场外的舆论和民意进入会场，更为直接地介入利益博弈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而提高民主政治的质量。

尤为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只有推选出敢言能辩、具备优秀从政能力、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表委员，两会的辩论才能形成良性博弈，从而推动民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