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的污水处理水平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过去的投资向大中城市倾斜得太厉害。而从整体来看，伴随着蔓延式的扩张，城市群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面临的水资源和环境压力尤其厉害。”魏后凯说。

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在此起彼伏的造城浪潮中，更深层的“土地危机”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展开。

魏后凯说，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2001到2008年的研究统计，城市土地的扩张速度比城市人口扩张的速度快一倍左右。

陆大道院士这样描述土地扩张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建设用地出现三次大规模扩张。自2001年开始的第三次过度扩张达到了空间失控的严重地步。据建设部门数据，1991~2000年全国城市建设用地，每年平均增加150多万亩，2001年在300万亩以上。部分沿海地区的城市2010年的土地指标在2001年已经用完。

大量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被圈定为建设用地后，却陷入闲置状态。魏后凯说，通常的解释是“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很多地方为了“铺摊子”，征地后就让它闲在那里。“建了那么多开发区，面积很大，开而不发。”

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当时中国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70%以上。

2004年中央一度对开发区的闲置土地进行整顿，然而时至今日，开发商仍以各种名义囤地。

土地闲置的数量究竟有多大?中国人民大学土地公共管理学院管理系主任叶剑平表示，目前国内几乎没有研究机构掌握土地闲置的具体数量，国土资源部也未公布。2008年中央对土地闲置有所整顿。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供的最新数据是：截至2008年，全国供应给开发商的土地还有14.5万亩闲置，约占当年完成开发面积的四成。

怎样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

城市扩张引发的土地危机，并不止于土地被盲目圈定后抛荒，失地农民难以分享土地城镇化后所产生的巨额收益，让问题变得尤为复杂。

据陆大道院士统计，2002年，全国获得的土地收入为2419.79亿元，其中，招标拍卖挂牌获得的收入为968.55亿元，平均每亩的收益为35.67万元。在上海、北京等地，近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时，其成交价格一般在每亩几百万元。农民是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的产值倍数获得补偿的，每亩耕地的最高安置补偿费为2.5~3.0万元，低的仅每亩3000~5000元。

失地农民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因城市扩张引发的征地补偿安置纠纷，已是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6月初，武汉一农民杨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以自制火炮打退拆迁队。王军说，拆迁事件越演越烈，因为一个逻辑始终未变---强制性低价征收农民土地，低价拆迁城市民居房屋，再以市场价格来完成城市化的土地财政收入。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使“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财政困难，末端的基层政府有时就在土地问题上“任意妄为”。

“中国式的造城运动，说到底就是‘土地革命’还没有结束。怎么把中国的城市化由土地革命的方式变成土地契约的方式，现在是一个大问题。”王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