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心理折射出社会环境问题
高晶考查孩子的成长,首先从心理学去分析,其中学习动机是一个大问题。他到学校问孩子:“为什么学习?”小学生说不清。再问:“你长大要做什么样的人?”初中生说没想过。又问:“高考填志愿谁决定?”高中生说妈妈决定。高晶感叹,在现实的大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标准就一条——“考上大学就是好样的,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
吴洪健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有个女大学生觉得上学没什么意义,说自己“承受挫折的能力差,学的专业是我妈选的,上学不能交男朋友,也是我妈的意思”。吴洪健说,这些孩子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小,多是因为从小家长管得过多,老不放心,一直替孩子做这做那,这个孩子即使长大也会觉得自己很没底气,得依赖家长。
吴洪健有一个心理咨询机构,专门针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做一对一的辅导。她说,人的性格和人格在六七岁就有了一个大体的框架,到了大学跳楼自杀,不会是一时冲动,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积累,这个自我意识中内化着家长的许多感受。家长和小学、中学教育忽略孩子人格发展的结果,是孩子形不成一个良好的自我价值,即使读过大学也没法适应社会。
除学校教育的因素,吴洪健通常需要家长来配合治疗。“因为许多家庭的基调是家长控制孩子,孩子也会潜移默化地学到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要提醒家长,人做了家长,孩子也在成长,家长要面对很多价值观的冲突,只有不断学习才会成为成熟的家长。”她与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合作在学校开展亲子培训,请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吴洪健强调,家庭给予孩子的东西,在孩子以后的成长中是会呈现出来的。
周湘斌提倡把存在心理问题的孩子从家庭放到社区的正常环境里,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正规帮助和社区服务。所谓正规帮助就是通过学校的社会工作,开展家庭辅导,帮他们重新建立亲子关系。周湘斌说,对矫正中的未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现在基本上是沿袭少管所式的隔离教育,这些孩子回到社区许多又重新出现问题,说明隔离式矫正无法解决问题。应该从家庭着手,把家庭和孩子都放到正常环境里,除了对这些孩子提供心理学层面的专家式辅导和服务外,还有必要提供大量专业的社会服务。
回归“学生需要”的视角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许莉娅副教授认为,通常从思想政治这个角度讲的青少年教育,其内涵有知识的给予,也有“我要改造你,因为你是错的”意味,前提就带有对青少年的某种否定,“社会工作的视角则不同,我们会把孩子的一些状况、处境看成是他的一种需要,然后我们去给他提供这种需要。”
她在青少年服务的培训项目中,经常为大学生做团队辅导和个别辅导,在团队游戏中促使团队成员获得更多的群体经验。她说,与服务对象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可以使服务效果达到最好——“如果你得不到他的信任,你的信息就不会通过他的大脑去琢磨,更不会促使他身体力行,建立信任关系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接纳你。”
“首先你得接纳孩子。”一些父母求教怎样引导孩子,许莉娅的回答是,“这取决于父母的价值观,如果你认为孩子是多事的闹事的,强迫孩子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我再怎么教你技巧都不会有效果。
在许莉娅看来,“问题学生”这个已经司空见惯的概念不妥,一是可能会把青少年标签化,二是可能会针对人而不是针对问题,三是可能是对人的一种否定。青少年本身就逆反,“你把他从大的群体分离出来,他就会抗拒,让他消化你的想法就非常难。”
许莉娅认为,如果把孩子的问题当作成人问题的反应,就会针对问题而不针对人。把问题与孩子剥离开来属于一种后现代的助人模式,孩子会觉得“我这个人,你是认同的,只是我的行为有一些问题,你来帮助我,我愿意接受”。把学生的问题当作需要会更好一些。
许莉娅说,当一个人被贴上负面标签时,自觉不自觉就会朝标签方向发展,这时如果指出优点,他心里的感受就截然不同。怀疑就是病态的表现之一,尤其是中国的父母特别敏感于孩子的缺点,即使孩子考了95分,父母往往只分析为什么失掉了5分。最要命的是往往把一个人的问题从环境中抽离出来。正确的做法是对学生个人的评估“以问题评估为本”,关注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和自我决定的过程,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要给学生传递“你是有能力的”理念,以此激活他们的潜能。
不剥夺孩子的权利
“尊重是我们社会工作的一个价值核心。”许莉娅不会忘记那一堂课:她让全班同学闭上眼睛,回想自己从小到大不被尊重的最深的经历,结果居然都是在学校受过老师的羞辱。有个学生说:“我犯了错,老师叫我出教室,然后把门一关,用树枝抽打。”还有学生说:“一次我上课迟到,老师叫我举起双臂整个身子贴在黑板上,就像电影里警察用枪抵住坏蛋后背。”许莉娅噙着泪问:“你们的家长知道吗?”学生们的回答令人心酸:“受到什么委屈都不能让家长知道。”
许莉娅说,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在学校可能被羞辱过,更不知道羞辱对孩子人格的健康成长会有怎样致命的影响。人格象征权利,每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中小学都有班主任、思想品德教学、后勤保障、心理治疗、共青团少先队这五大系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帮助,恰恰是学生在学校的基本权利被剥夺时,没有谁来提供帮助。社会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服务,就是维护服务对象的权利。美国耶鲁大学有个学生法庭,学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会有律师免费为他辩护。人格在伦理的意义上还与利益相关,尊重学生的人格,就要尊重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需要。尊重的底线是不羞辱、不诋毁、不嘲讽,进一步才是接纳学生、关爱学生。
许莉娅通常让学生写三个问题——我有什么优点,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能做什么。目的是让他们发现自身的优点,懂得如何挖掘自身优势,给自己一个客观的评价,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和对待自己。
把系统论生物学的一个观点引入自己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对学生的了解和评估做到“三个面向”,构成了许莉娅“人在环境”教育培训框架的亮点:
一是生命面向。有个孩子学习一直上不去,后来发现他听别人说话总是侧着头,到医院一查,他的一侧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医生说这种状况持续了七八年,可妈妈却没注意到。还有个8岁的孩子出现呕吐,家长没有重视,等到严重时去看医生,被确诊为脑癌,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两周。所以,孩子的生命需要父母时刻关注。
二是心理面向。有的孩子问题出在认知,有的出在意志,如果他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没有毅力,就可能是因为情感方面的障碍。
三是社会面向。影响孩子的环境系统有家庭教育、家长与老师的互动等。
许娅莉说:“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时,一定要从这‘三个面向’多了解他的信息,这方面的个性化介入要比单纯心理介入广泛得多。”(来源:《瞭望》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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