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回归汇率决策的“公共选择”本质

当经济上升到宏观层面，从来都不是微观经济的线性或者简单叠加。

9月份的几个星期里，关于到底要怎样为了“挽救美国宏观经济”而向美国次级债市场的投资机构(个人)们提供超廉价或者免费资金的问题，美国政商两界争论得彬彬有礼。问题都摆在桌面上，规则也很清楚——在一个有“公共选择”的宏观经济决策体系里，想要由公共资金买单，必须得让公众相信，他们确实应该掏荷包。

反观中国的汇率决策，或者是对人民币价格怎样浮动的选择，通过这组专题文章，我们希望读者了解，美国的政策是国内劳资两个利益集团的角力结果，这种政策的风向标是随美国国内而动的。对于中国人自己，既然目前的外贸、顺差、汇率体制与过度资金流动性、资产泡沫、通货膨胀、银行风险等互为因果的关系清清楚楚，到底我们为“谁”而改革这一问题，技术上的一再讨论最终会逃不过审美疲劳而被模糊了。

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虽然不能像自然科学试验一样，几乎完整复制问题发生的过程，但通过分群体采样、模拟制度下的人群代表的选择，可以相对科学地发现公共选择的结果。就汇率这一宏观决策问题，如果按经济份额等比例采样，中国的出口经济大概占GDP的40%多，内贸经济和进口经济(这两者有交集，但不影响总量)占50%多，而过度的流动性和通胀对不同产业链价格传导的影响不同，最终会造成系统性的价格混乱，内贸企业和进口企业会怎样选择，不言自明。

如果落实到人，不能承受通胀之重的第一大人群就是农民，而且他们的产品和货币交换时，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若在一个“公共选择”的框架内，声音的数量对比同样是有意义的，其选择倾向亦不言自明。

2007年9月份，人民币汇率屡次创下汇改以来新高，累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接近7.9%。而央行年内5次加息，其中包含有25天内两度加息的纪录。这是否会令人民币面临更大升值压力？

日前，曾在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余永定先生，就广受关注的汇改和中国经济问题，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时机的遗憾

《南风窗》：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汇率制度的改革，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历次汇改的成果？2005年7月汇改的时机选取得如何，这是否当时最好的策略选择？

余永定：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汇率并轨前，人民币汇率总的趋势是贬值。1994年汇率并轨且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度贬值。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升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当时如果人民币也贬值，中国的金融稳定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同时还可能会在东南亚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

必须指出，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决定完全正确。但是，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汇改启动偏晚、启动后幅度偏小、速度偏慢。过于谨慎可能已经使我们错过了让升值到位的最好时机，把更多、更大的问题，例如，国内经济日趋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重、更多的外汇储备找不到出路、贸易摩擦加剧等等，留给了现在和未来。

如今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让人民币升值5%~6%，4年下来，升值幅度早已达到20%~25%。现在的经济过热或许不会发生，因为升值具有抑制过热的功效。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平衡，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少得多，中国资产被外国投资者贱买的情况也要比现在少得多，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甚嚣尘上。

更重要的是，若中国企业在那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将不至于陷入现在的被动地位。如果我们在升值问题上果断一些、动作大一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实质性进展会比现在大得多。

“廉价”的代价

《南风窗》：有些人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似乎有一个矛盾区，认为升值对中国没好处。但是，如果说有好处，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另外，具体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又在哪里？

余永定：如果把人民币理解为商品，美元理解为外国人为了得到人民币而支付的钱，那么为什么非要把人民币卖得便宜些呢？换言之，为什么为了得到1美元付出8.27元人民币，而不是7.5元，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对于一个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出口收入是美元，但美元收入一般会卖给外汇管理局换成人民币。其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利润、工资、原材料等)最终是以人民币计的。如果该企业销售了1亿美元的商品，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10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是1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1∶5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减少了一半。从出口企业利益出发，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条件下，当然是人民币越便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越低越好。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低，就会有越多的企业被吸引来从事出口生产和贸易。问题是，出口企业的利益是否就是国家的利益？从事出口的企业越多、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好？当然不是。例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高，进口企业所要支付的人民币就越多，出国经商、求学、旅游者所要支付的人民币费用就越高。显然，对出口企业有利的，不一定对其它企业和社会阶层有利。

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应该存在使国家的净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汇率，还有最优出口/GDP比。中国的出口对GDP比例超过35%，大大超过美国和现在的日本。当然，理想的最优汇率和最优出口对GDP比，在现实中从技术上是无法确定的，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是越低越好，中国的出口/GDP比也不是越高越好。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导向是中国阶段性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中，相当部分代价要由我们的后代子孙支付。中国的出口导向和引资政策必然会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持续、大量的双顺差充分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第一，以人均GDP(是人均占有资本的参考)来算，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之后。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是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只要是经常项目顺差国，就是资本净输出国)。

第二，中国又是世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投入国，但中国并没有把这些外资投资变成经常项目逆差。既然不把钱花掉，用以购买外国产品与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借钱呢？

第三，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已经贬值20%以上，以后还会贬值，而且可能会大幅贬值。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显示，美国金融资产还存在严重信用风险。换言之，不管美元贬值不贬值，相当多的美国证券可能会变成废纸一张。

其实，中国当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实质是：穷人(中国人)把钱廉价(收取极低的利息)借给富人(美国人)，然后再用非常高的代价把钱从富人手中借回来(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率高达22%)。借回来的钱还是用不掉，于是再次将其借出。每次循环，中国就要遭受一次损失。夸张地说，牛奶将被一次次脱脂，直到只剩下水为止。

但是，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把本币升值最后转化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而且取得成功。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