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渐进升值抑或尽快自由浮动？这个学术分歧在中美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又一次达到高潮，我相信它远未结束。

最近，著名国际金融学者余永定在本报撰文《升值符合中国自身利益》(下称《升》文)。而5月2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金李和李山先生《美中贸易逆差之解》(下称《解》文)一文。两者相互印证来读，确有不少启发。

看得出，余先生相当担心人民币不大幅升值，美国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中美贸易摩擦一旦激化，对我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打击，可能比人民币汇率以某种程度升值的后果要严重得多。”而《解》文却认为，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损害可能更大——“贸易战还将严重阻碍中国贸易顺差收入流向美国金融市场，尤其是美国国债市场。这项资本流动近年来已经成为支持美国国债市场的重要支柱”，“若要以汇率调整来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美元本身也必须大幅贬值。此举必将导致大量外国央行从美国国债市场撤出资金，进而引起美国国债需求量的锐减和美国利率的上升，这将对美国经济以及房地产市场等关键经济组成元素造成沉重的打击。”

“人民币升值并未像当初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升》文确信这一点，可金、李持相反看法：“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会危及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这一进程的扰断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当然，这两篇文章有共识，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无助于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解》文有言：“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因此，人民币的升值本身并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灵丹妙药。单方面的人民币升值可能使亚洲国家将产品组装工厂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但不会转移到美国。”而《升》文也承认了这种观点：“升值的目的并不是消除贸易顺差。事实上，日本等许多经济体在升值之后，贸易顺差虽有所减少但并未消失。”

余先生最新将升值的目标锁定为“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他写道：“一旦升值到位，在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的同时，资本项目逆差将相应增加，国际收支就可以实现基本平衡。”这句话很重要，它不仅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要义，也是汇率自由浮动学派的核心话语。

尽管我自以为是一个典型的人民币升值渐进派(即未来3~5年，每年人民币保持3%左右的升值幅度，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最佳选择)，但笔者完全赞同这个核心判断。相信这个“升值到位”不是10%、20%，按照美国人的心理预期，应该在50%上下。可以参照的是，美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压日元大幅升值，从1985年2月到1998年2月，升值51%，上世纪80年代末压新台币半年内升值40%。

笔者确信，如果人民币在两年升值50%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会大幅减少，但美国的贸易逆差仍有增无减(除非美国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再转回来)。这种升值会将中国来料加工贸易顺差赶到东南亚、印度、巴西，等于中国主动弃权“世界工厂”的权益。当然，这对美国无害。

毫无疑问，如果人民币两年内升值50%，则升值期间，中国将获得巨大的资本项目顺差。但两年之后，人民币的资产泡沫比现在放大N倍后，泡沫破灭之时，国际热钱和国内热钱一定会争相逃离中国，那时，中国的资本项目一定会出现严重逆差。当然这种冲击美国金融体系完全可以承受。

果真如此，中国怎么能不实现“基本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届时可以额手相庆——终于证明了传统汇率理论的正确性。

且慢，中国会失去什么呢？第一、会成功地将“世界工厂”赶出中国。第二、中国仍脆弱的金融系统一定无法承受疯狂热钱流出的冲击，会崩溃掉。除非你相信中国现在的金融系统比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更好，甚至比现在的美国好。

所以，在中国没有那么好的身体，无福和美国一起消受蹦极的刺激时，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一步步升值，一步步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一步步改善金融系统。(张庭宾 /本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