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与工人

被称作“正新模式”的生态公益型人口转移设想，就是要让那些被称作“生态难民”的原住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退出来，就地转化为治沙工人。

“我们的做法是，国家出一些钱，把他们养起来，让这些转移出来的农民也吃上城镇低保，享受生态专项补助，然后再让他们通过治理生态工作得到一些工资收入。”县委书记卢小亨说，要是让民勤这6万人都吃上国家的低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与其投入巨额资金来迁移这些农民，或让他们种植投入高、耗水量大，产值低的普通农副产品，不如把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直接补助给他们，也就是说政府要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把农民，而且要把土地、水资源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让农民成为工人后，植树、种草，从为公益劳动事业服务中拿工资。

在正新村，那些新兴的治沙工人们劲头很足，对于十分关心眼前利益的这些前难民们来说，他们明白自己眼下所做的并不仅仅是一项纯粹的公益事业，除了有生态专项补助，他们只要干活儿便能立马记账兑钱，收入比预期的还要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许多人第一次明白了“主体”一词的含义，那就是政府明确规定的：谁造林、谁所有，谁开发，谁受益，允许继承、转让和抵押。

“这一次不能让农民再处在被动的位置。”卢小亨说。

但在现实中这种做法也存在悖论，在GDP高低几乎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唯一硬指标的背景下，治理生态环境能成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吗？这样做的政绩风险是什么呢？民勤县6万生态难民，从农民转化为生态公益型产业工人，吃上城镇低保，这将会为甘肃省增加0．02％的未脱贫人口数量，省上相关部门又会如何看待民勤这一不利于他们政绩的行为呢？

况且治沙这件事，有时甚至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心理意识。“天下有民勤人，而民勤没有天下人”，不少民勤人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因此有些人会种一年是一年，为孩子挣学费，将来把孩子送出去，自己也就跟着出去了。这种意识，使一些人不愿意参与持续的生态环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