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钱”字正让长江黄河上游的林业部门、保护区的负责人们面有难色，也让他们对呼吁了多年的生态补偿满怀期望。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其他十余家媒体的记者及专家一道，走访了四川的彭州白水河、什邡和绵竹九顶山、青川唐家河、平武王朗、松潘草原、红原湿地、马尔康峡谷、丹巴村寨、宝兴蜂桶寨、雅安碧峰峡等多个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这些地方既是此次“中国娇子野生动物保护行”重点考察的地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地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地区在保护生态和发展之间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资金的匮乏。

因为没有钱，搞了野生动物保护这么多年，许多地区对自身的家底并不清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的龚智强告诉记者，阿坝州是少数民族地区，财力有限，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不足。本应5年搞一次的野生动物普查，几十年都没有搞过。因为没钱，想搞一些大型的宣传广告，印一些精美点的宣传手册都拿不出钱来。

同样是因为缺钱，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建的科研宣教中心的装修费用至今还没有着落。蜂桶寨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王勇指着二楼的动物标本展区告诉记者，因为没有除湿设备，这些标本的保存很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老少边穷，几乎都处在长江、黄河或是大渡河等重要水系的上游位置，山高林密，在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些地方经济多以农牧业为主，虽然经过多年的建设，基础设施、百姓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仍脱不了一个“穷”字。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每年用于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主要依靠国家拨款，自己能够投入的钱少得可怜。

天保工程补偿标准东西部差距悬殊

阿坝州红原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杨富全说，中央拨的天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用于森林管护、野生动物保护的钱每年大约130万元。而仅用于天保职工工资一块的钱就要占到天保资金的60%~70%。

阿坝州林业局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以天保项目为例，按国家标准，管护费应该是5元一亩。目前阿坝州发下去的管护费大约是每亩1.47元。而东部一些富裕地区依靠地方财政的投入，每亩补偿能达到十几二十元。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林业局的有关同志介绍说，由于天保工程实施方案属静态投资标准，制定方案时未考虑物价上涨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因素、森林资源管护面积增长因素，管护费标准没提高，地方配套资金又不能落实到位，导致劳动报酬偏低，与同地区同属性工作人员相比差距较大。

丹巴县有关同志说，2000年国家天保工程规定的造林费用标准是200元每亩，其中中央拨款160元，地方配套资金40元，但地方配套资金一直没有到位。而丹巴县管护费的标准是有林地2.49元／亩，灌木林地每亩0.45元。

四川省林业厅的苏曲批说，整个甘孜州的森林管护费算下来一亩地大约在1元钱。

西部林业待遇低留不住人才

因为待遇低，条件艰苦，人才缺乏成为这些生态脆弱地区的隐痛。

阿坝州林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黄坤元说，为了治沙，他们花20多万元买进了一台检测设备，但具体如何用设备进行分析，却没人弄得明白。

丹巴林业局局长程中林介绍说，2007年他们在农大物色了两个专业对口的学生，让他们先实习，承诺进入企业后就给中层干部待遇，但对方只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就离去了。

多年来丹巴县林业系统都是只出不进，专业人员更是少得可怜，不要说本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都没有。去年他们借调了一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此人是四川农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但在县林业局只呆了半个月就走了，宁愿辞职放弃专业去高速路收费站收费。

丹巴县林业局建了个野生动物繁养基地，主要用于医治伤病的野生动物，并进行科研养殖，但因为没有专业人才，举步维艰，现在医治伤病的野生动物只能找当地的兽医。科研更是无从谈起。

同样是因为人才缺乏，一些生态保护研究也无法顺利进行。丹巴县林业局的同志感叹，这里真是太穷了。

吃饭财政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生态修护项目资金一部分靠国家拨款，一部分是地方配套。还有一部分项目的钱来自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等国际组织或民间机构。但这部分占的比例不大。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地区都是贫困落后地区，很多地方都是吃饭财政，有的县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元，这点钱连发工资都不够，而加上基础建设等各种投入，财政支出要到亿元以上，这使得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成为地方经济的命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为这些地区多是上游地区，水电站的兴建，被一些地方看作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而建设水电站，肯定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并且，因为上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一些污染项目有许多限制。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协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成为这些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阿坝州的一位县领导认为，要发展经济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业。像他所在的县有锂矿，锂矿每年上缴的税收在县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但开矿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污染。如果国家生态补偿到位，县里是可以关闭矿厂的。但是如果没补偿，关了矿厂，财政收入钱从哪来？地方经济要如何发展呢？

再比如水电厂。这位县领导认为，怒江流域的水电站项目争议很大，很多专家论证不同意建，可是当地百姓举双手赞成。为什么？因为水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切实的好处，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对地方而言，水电项目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财税收入增加，二是百姓就业增加，三是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一个流域的水电项目必须合理规划，如果过量，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可是如果不让建的话，谁来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这些地区也在考虑一些项目，但就目前而言，还没有更好的出路。

在转移支付额度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中下游等生态受益地区能够给上游地区生态补偿。

丹巴县的有关同志说，青藏高原是天然的东方水塔，为了保护这个资源，上游地区付出很多，下游地区应该给予适当补偿。丹巴县林业局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参照国家公益林管理办法，给予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保证自然保护区工作经费。

松潘县的一位县领导满怀希望地说，如果生态补偿能够到位，林业会有大发展。

《生态补偿条例》已进入国务院立法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清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华认为，生态补偿更多的是针对自然界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以及水资源和矿山开采对生态和环境破坏等。这些补偿可以针对具体的生态系统，也可以推广到区域的层次。

李文华院士曾经专门负责过生态补偿机制的课题研究。他认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其实都是生态补偿范围。现在生态补偿主要由政府支付，往往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这么做的问题是随意性较大，并且没有科学化、制度化。

生态补偿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西部一些地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放弃开发矿产，或是放弃发展污染较重的产业。对这些损失掉的机会成本应该给予补偿。“过去许多地方是靠山吃山，现在天保工程不让砍树了，损失掉的机会成本应该得到补偿”。其二，为保护生态环境投入的成本。比如造林、水土保持的投入等。对这些投入应进行补偿。其三，是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补偿。“对后面这部分的认识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而逐步深化。比如碳储存问题，生态系统的景观价值等新的概念日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就目前而言，要量化这一块还比较困难，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

明确了生态补偿的合理性，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出钱的问题。“现在一说到补偿，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的想法并不相同。现在是穷的地方、边缘的地方、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需要补偿。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保护，受益最多的是中游、下游，越往下越富裕。但这些富裕地区就很少考虑对上游地区给予生态补偿的义务。当提到需要支付生态补偿的费用时就认为，已经缴了税了。但其实缴纳的税收里并没有明确哪一块是专门用于生态补偿的。”李文华院士说。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明确生态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建立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明确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的标准和计算的方法，解决资金的来源和补偿的方式。明确哪些钱就是作为生态补偿的。这么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培养生态受益地区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可以增强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责任感。“生态的受益者、破坏者都要拿钱，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的要拿到钱。有关生态补偿标准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保护项目经理郭乔羽博士近期对金沙江下游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调查。她说，她很赞同下游地区对为保护环境生态系统作出努力的上游地区给予补偿。但具体怎么补偿，目前还缺乏标准与机制。

郭乔羽他们对金沙江下属四个水电站的调研表明。水电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防洪，而因为防洪要在汛期和非汛期作出不同的水量调整。由此导致的水位、水温、流量变化，恰恰是影响鱼类生存及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测算后发现，如果不让这些电站承担防汛职能，那么显然可以提高发电量，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此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这些电站不再承担防汛职能，而因此产生的收益可部分用于生态补偿。具体的设想是，一部分收益归电站，一部分收益用于汛期的防洪泄洪给下游地区造成损失的补偿。还有一部分收益将用于长期的生态修护。

郭乔羽认为，大多数水电项目都有防汛的职能，如果能转变思路，不只提高效益，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的角度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运营机制。

李文华院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就生态补偿问题组织调查，李文华是调查顾问组的成员。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派出了由各部门的管理干部和专家共同组成的调查小组分赴各地调查。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已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已成立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海洋局等部门有关司局同志参加的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潘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