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的照片显示，北京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

2009年“两会”期间，城市垃圾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焦点议题。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2009年在《建议从源头治理生活垃圾》的“两会”提案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处理存在理念误区，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头治理和减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恶性循环。

“第七环”

“2008年11月15日，18点-20点，烧灼恶臭，大晴天，有风，向西刮，带(防毒)面具外出吃饭。”

“2009年5月29日，4点-7点，标准恶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点-5点，熏醒！”

这是赵蕾的“恶臭日记”的摘录，她住在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3.5公里外的柏林爱乐小区。2007年夏天开始，她和周边居民每天夜里都会闻到垃圾散发的异味。

赵蕾是中国第一个起诉垃圾处理厂的公民。但3次诉诸法庭，无法撼动小区附近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处理厂。

面对记者时，她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恶臭日记’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她说。 此后，北京市朝阳区投资了1个亿，对填埋场进行技术改造，治理异味。

赵蕾只是北京数万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一个。

记者调研中发现，全国其他地区，像赵蕾一样，深受垃圾处理场污染困扰的市民不在少数。

贵阳市乌当区高雁垃圾填埋场，是当地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场，由于常年超负荷运转，臭气熏天，垃圾填埋场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顶。乌当区东风镇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诉记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恶臭难忍，苍蝇又大又多，窗户都不敢开。听说垃圾场要搬，可一直没动静。”

焚烧之困

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填埋场本身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但设计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长量，而且管理不严格。”超负荷运行和管理问题导致设施不堪重负，臭味儿超标。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到支持发展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将之作为可再生能源。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并给予优惠电价政策。

“填埋对土地资源破坏太严重，这样下去等于我们一年糟蹋500亩地，焚烧可以节省90%土地。”王维平认为，焚烧不是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在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优于填埋。

但在有关部门决意推进垃圾焚烧之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引发的讨论已遍及全国。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下称李坑电厂)建在永兴村。在电厂运行后的4年，永兴村有60余人患上癌症，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症。

“我父亲就是肺癌，医生说只有两个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数年来，大家只有忍受着焚烧厂的臭味、烟尘、噪音，夏天常常不敢开窗。焚烧的飞灰有什么成分，村委会曾多次尝试送检，但无下文。

李坑电厂与附近的永兴村第十二队仅一块菜地之隔，与不少居民住宅距离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发电厂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经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说这种气体不会造成污染、对人体无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种植的蔬菜在太和镇已经没有销路，人们都担心蔬菜受到污染，对健康有害。

而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下称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诉，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在没有进行专业详实的调查之前，不能说癌症高发就是焚烧厂引起。”威立雅环境服务技术总监张进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李坑垃圾焚烧项目运行符合政府环保标准，每天都有环保局的人驻厂检测记录。

广州市城管委的报告显示：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这更让反对焚烧厂的番禺居民担忧：“李坑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达标了还这样，怎么证明焚烧污染可以控制？”

中国于2004年承诺履行公约，并递交了履约计划，其中将生活垃圾焚烧列为“中国优先控制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此外，焚烧产生的飞灰、残渣、污泥等含二恶英废物也是污染源。焚烧飞灰中含有二恶英和重金属等，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国内现在的标准、规范、设备等还比较缺乏。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构成与欧美国家有明显差异。有机质多，垃圾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腐败，加大了填埋处理难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给垃圾分类带来困难，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资源。”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有机质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导致燃烧不充分不稳定，容易产生恶英等污染物质。

两害相权取其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未被处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垃圾处理技术选择进退两难。

根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认，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体，但与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长张东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现在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除了做好技术宣传外，亟需加强垃圾处理场运行信息公开及监测监督工作，以消除社会担忧。

在国内，像高安屯这样比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厂投资约8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烟气净化设备，用于控制焚烧后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王维平坦言，与填埋场一样，有些焚烧设备运行不够规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经历了二恶英危机的日本，对焚烧厂的污染监控十分严格，几乎每小时都要检测二恶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类精细，送往焚烧厂的是高热值可燃物。

热值高是对焚烧垃圾的基本要求。来自北京市环卫研究院的检测数据表明，北京城区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热值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热值为每公斤9000千焦。王维平解释说，每公斤热值4200千焦就可燃烧，一般东部城市能达到6200千焦，基本相当于低质煤的热值。

仍有企业认为，这样的热值低于国外，进口设备用起来没那么容易。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显示，当垃圾热值较低或水分较高时，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烧厂的负责人坦言，平时违规运行，应付领导检查才调至达标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环保部门在线监测数据，对造假和不稳定也缺乏监管力度。

标准与执行

垃圾处理链条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观察家认为，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各个环节面临诸多体制困扰。

面对超负荷运行率达67%的末端处理设施，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垃圾管理体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解释说，北京将择机建设4个垃圾处理循环经济生态园区，其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筛分、生化、焚烧、填埋等。在园区外要划出控制区，只做园林绿化和市政基础设施，把居民和垃圾处理设施有效隔离，500米之外还要划分1000~2000米的生态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