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供着娃娃”

“供孙子上大学，将来看我们能不能也享点福”，张桂芳有着农民式的智慧，“儿子这辈家里穷，供不起，到现在还抱怨。”

2009年11月24日晚。清冷月亮孤悬夜空，67岁的张桂芳老人佝偻着腰，摸黑走回县城的出租屋，卸去肩上三五斤重的尼龙袋，嘴里直哈白气。堆在墙角的袋子里塞满了捡来的废纸、塑料瓶——这是老人每天徒步环绕县城一圈，翻遍全城垃圾箱的“成果”。情况好的时候，这些捡来的废品，每月可以换回300多元的收入。

张桂芳老人“点”(当地方言，意为租——记者注)的房子离会宁二中仅几百米。这片名叫西河滩的偏僻区域，近年租房生意火爆，几乎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住满了学生和家长。即使房东们不断修葺新的房屋，依然供不应求。尽管租金低廉，但对于很多陪读家庭来说，这仍然是最重要的一项开支。

像张桂芳老人这样，来自乡村的陪读家长，大多聚居在学校周边。不大的会宁县城，业已形成几个规模不小的陪读村。

张桂芳需向房东支付每学期320元的租金，这项花销，自从大孙女三年前考入会宁县二中便开始了。这一年，这个农村家庭放弃了乡下18亩的土地，整体搬入县城。

农民离开了土地，生活成本立即上升。儿媳说，“跑得慢些，连吃的面都没钱买了。”

她的丈夫张玉昌，靠开三轮淘沙谋生，而她自己，每天要奔波于建筑工地和家之间，一边给孩子做饭，一边打小工赚钱。

在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张玉昌看来，这很像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如果输了，3年的心血将全部付诸东流。他只能重返土地，领着孩子回老家放羊。

幸好，他“赌”赢了。今年高考，他的女儿顺利考入甘肃省中医学院。

“我们会宁四五十岁的这辈人，全部是奴隶，下苦(当地方言，意指辛苦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记者注)供着娃娃呢。”张玉昌自嘲说。这位饱尝没有文化之苦的农民坚信，“只有让娃娃考上大学，才能改变一辈子的命运。”

王富葙是土生土长的会宁人。据他观察，会宁的陪读现象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2004年前后，渐成气候。

“他们生活在底层，却升腾着一种希望。”这位曾经的民办教师认为，会宁人渴望教育的心情，就像“渴望老天下雨一样”迫切。

32岁的农民张建国，已经等不到孩子升入中学，就迫切地把分别只有4岁和5岁的儿子、女儿，从农村带进了县城的幼儿园。他的老家，在韩集乡袁嘴村西湾社，那里没有县城才有的“漂亮的幼儿园”。张建国已经铁了心：“无论如何要守在县城，供孩子上学，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分信心来源于堂兄弟们的选择。明年，这个家族将有5个孩子角逐高考。无一例外，这5个高三孩子的家长均已在县城陪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