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科大对招生方法进行了大的改革，将学校命题统考，改为学生参加当地的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考卷汇总到科大后进行阅卷，优等者作为初选对象，然后再派老师赴各地进行复试，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择优录取。

但执行过程中，却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1981年，14岁的黑龙江考生高立新，高考总分距少年班录取线差8分，但她的数学成绩却达118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经考察，她被破格录取。多年后，高立新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

另一次关键性的招生改革发生在1986年。在第十期少年班招生时，中国科大首次将全部初选上的考生集中在学校进行复试，并增添了心理测试。

“复试时，我们会让老师讲些新的大学课程，讲完了当场进行测验，让他谈体会，看他的领会能力。并且还让考生跟老师一起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尹鸿钧表示，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曾有人议论，科大把一些“不合格”的学生“硬拉进”了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摧残人才”。少数中学生也以为“只要学好数学物理就行了”，这就会引导一批少年走向偏科，对人才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

此后，这种先通过高考选拔，然后集中进行复试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中科大原副校长，《少年班三十年》主编辛厚文认为，少年班首先尝试并完善自主招生的方式，并非科大有什么预见性，而是实践后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规定22所重点大学试行部分招生计划5%自主招生。此后，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的高校逐年增加，到今年已扩大到68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多年后与少年班最初的实践者不谋而合——尊重科学的精神和人才培养的规律。

试验田里冒出的创新火花

3月19日，记者见到从深圳特意赶来参加少年班30年庆典的朱源教授。1979年，28岁的朱源刚到少年班当班主任时，甚至有些担心“这些孩子我哪带得了？”为了验证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聪明，他还做过一次教学试验。

79级少年班有个数学学习兴趣小组，成员大都是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有一天朱源问他们有没有学过复变函数，学生有的学了四分之一，有的学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学了一半多一点，而复变函数是他们一年以后的课程。

当天晚上，有个孩子跑到朱源家，问：“朱老师，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超前学习的进度。”“不对，你别有用心。”听罢，朱源笑了，原来他考虑的是，如果这些孩子能自学完课程，可以试着参加两周后78级本科生复变函数的期末考试，如能拿到85分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免修这门课程。

看到孩子们真的想试一试，朱源便跑去找教务处办理考试手续。没想到半个月后，5个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在78级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几个，不及格的也有十几个。

“教务处老说就我们少年班事多，因为要选课、要免修考试，还要超前学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朱源回想起当年为少年班操劳跑腿的经历，脸上却满是幸福的微笑，“我就跟教务长讲，正因为烦，正因为少年班事多，有它的特殊性，才有少年班存在的必要啊。”

朱源还记得，他和时任少年班管委会主任陶懋颀教授曾一同起草少年班软件专业的办学报告。当时，他们甚至还设想在软件班实行“5年＋1年”的一贯制硕士培养计划。尽管这一想法当时没能实现，但在少年班任职期间，所迸发的种种教改试验的思想火花，让朱源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兴奋。

“办少年班是在做一件前人所未做的事情，你想照抄别人的都没有。”尹鸿钧认为，不一定每个主意都对，也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完善，但作为一块人才培育的试验田，少年班就得勇于创新、贵在坚持。

尹鸿钧说，少年班的教学计划，经常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争论和调整。因为要涉及不同院系教学资源的配合，很多方案都得拿到系主任的联席会去拍板。“我们学理工科的抬起杠来，理由多得要命。朱源那时年纪轻，有些事压不住阵，但在钱临照等校领导的支持下，很多事最后都能得到顺利执行。”

“大面积改革是不能轻易做的，改革只能从局部做起。”辛厚文表示，但少年班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

这种超常教育形式，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校少年班纷纷停办。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蔡自兴提交了一份《及早废止少年班》的书面报告，这让本就备受质疑的少年班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蔡自兴提交这份报告时，全国13所高校的少年班只剩下5个，对此，蔡自兴评论道：“连对少年班怀有感情的张亚勤先生也认为，现在的少年班‘还是太多了’。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它的昔日‘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少年班的老师和家长应当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它的经验教训，考虑它何去何从。”

“蔡教授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更加静下心来，认真做一些梳理和思考。”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分管少年班工作的程艺表示，那段时间，一些高校在少年班办学上步入一个误区，过分追求低龄化，听到这所学校招了个13岁的孩子，那所学校就招一名11岁的孩子大肆宣扬。“那么多人力物力放进去，对整个教学改革却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程艺告诉记者，当时他曾拒绝过一个9岁的孩子。“父亲牵着孩子，在校园里跟在我后面。父亲的手里还拿着一摞孩子在各种竞赛上获奖的证书和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我跟父亲讲，我相信你的孩子很优秀，但他现在不宜进大学，应该让他享受他这个年龄该拥有的东西。”在程艺的劝说下，父亲带着孩子回去了。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件事，程艺坚信当时的拒绝是对这个孩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