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张磊

在两个世纪交会之际，小康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关键词之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战略性目标与计量性指标，在一定意义上，堪称为里程碑。“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词语或概念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获致了科学的真实性与崭新的生命力。”历史学家张磊如是说。

采访：本报记者蔺志强

记者：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现在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实现全面小康成为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崭新目标。“小康”一词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很想知道它最初出自何处，所指为何呢？

古人以小康冀望安定生活

张磊：自古以来，人们在用批判的目光审视现存的不合理社会制度时，也在构思着美好的生活模式，“大同”“天国”，就是才智之士的崇高理想。古人所说的小康，实际上不过是辉煌构想的初始阶段。这个词语或概念，大约首见于《诗经》，《大雅·民劳》篇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硕鼠》篇中的人们把有权势的剥削者喻为吞吃河麦的鼠类，企盼着能够生活在没有压榨的“乐土”、“乐园”、“乐郊”。另一部儒家典籍《礼记》对于理想社会有所论述，《礼运》篇勾勒了“大同”的轮廓。诗无达诂，著述也是语焉不详，致使小康的内涵与外延缺乏明确的界定。大致说来，古代所说的小康反映了中世纪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体现了备受贫困、纷乱之苦的农民以及社会下层成员的愿望，即得以过上一种较为平稳的、差可温饱的生活。

近代革命者曾设想小康图景

记者：看来古人论及的小康只是反映了对安定平稳生活的向往。那么我们的先人对于小康的具体目标有没有作过明确的设计呢？

张磊：遍观史籍，只有发生在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其纲领性文件中展示出一幅颇为具体的小康图景。《天朝田亩制度》以农业社会主义准则构建了小农式的天国———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均为兄弟姐妹，“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存尔吞我并之念。”并在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实施平分土地的原则：“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务使……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也。”其中有的条款非常细致：“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连每家养鸡养猪的数量都规定了，纯粹是小农的眼界，小农的理想。《天朝田亩制度》比较系统地体现小农理想，在中国乃至世界农民战争史都是无与伦比的。

旧式的小康注定只能是幻想

稍后，维新派的思想家与领袖康有为则对儒家的“大同”作了阐述和补充，他没有论及小康，但确认大同的实现需经“三世”历程，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大同之世。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重申了《礼运》篇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准则，描绘了美好的未来盛世：“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并消除“国界”、“家界”、“产界”、“级界”、“形界”，甚至设计了洁净美观的厕所。

记者：看起来这些设计不可谓不细致周到。不过无论太平天国的“小康”还是康有为的“大同”，最终都被湮没于历史的洪流当中了，是他们的构想不够成熟，还是缺乏实现的条件和途径呢？

张磊：二者都有。可以说，在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之前，小康只能是微茫的理想，更遑论大同之世。在漫长的中世纪，统治阶级总是用强权榨取民众。当前充斥银幕和舞台的有关封建帝王的戏说，与历史的真实风牛马不相及。民众希冀小康的出现，难免流于幻想。无论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抑或康、雍、乾盛世，百姓从来都是贫困无权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农民的小康小道虽然具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因素，却同近代化的社会趋向背道而驰。以救世主自居的康有为的构想，实际上如同马克思在评论法国18世纪革命时期的人物时所指出的，为了“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而遮掩自己从事斗争的狭隘内容。它们都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只能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留在文献中。正是在这种普遍意义上，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路。”事实如此，农民战争、维新运动乃至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虽然有着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但都不能推翻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