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走，向上走

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毕竟给外资工厂带来了成本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低下，劳动力成本难以通过提价转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这些工厂的重要选项。

“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张汉亚说，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

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专家会诊：经济转型，十年为限

【嘉宾】张燕生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袁钢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加薪潮涌，中国经济如何顺势而为，转型、调整的时机在哪？答案的探索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出现加薪潮是必然吗？

张燕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市场调整，因为劳动力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裕了。现在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的也就1亿～1.5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很多难以转移出来的，再转移十年基本上就结束了。

加薪只是刚开始。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环境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调整将不是企业、劳动者或政府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是包含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发展的阶段变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发生的。

Q：也就是说，加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转型期？

袁钢明：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

Q：有在高速发展中转型的先例吗？

袁：日本学者常对我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

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

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

可以说，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

适应期就只有10年

Q：日本在1968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分别超过3000美元，中国是否面临着类似当年日本的时机？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从60年代转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实现了头昏眼花、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非常关键。再过二十几年，可能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饱和了，再进行高收入和高质量的转变就不好办了。

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前30年是一个阶段，未来30年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前30年是两亿农民参与国际分工，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30年的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模式作了巨大贡献，但后30年已难以为继了，因为全球需求缩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外资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上升很快，贸易顺差长期的趋势是下降的。

我认为，我们的适应期只有10年。未来10年是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旧企业到新企业、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期。

Q：真有这么急迫么？

张：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袁：今后应通过收入来拉动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会出现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资本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贫困阶层大量涌现，社会会出各种问题。

【链接】外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资。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达到这一水平，经济进入剧烈的转型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在1万美元上下，制造业的基础奠定。依日本、韩国经验，重化学工业发展饱和，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开始被淘汰或外迁。

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即韩国当前的发展水平，钢铁、化学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向外迁移产业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工作机械等。

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时，将达到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兴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实体经济产业大量外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