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有媒体以《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甫出,社会一片哗然,多家媒体长篇累牍地相继跟进、网上评论铺天盖地。本期“南方经济圆桌”特别邀请了三位经济学家,就贫富差距及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调整方案展开讨论。
■话题环境
历时六年收入分配改革临盆
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到了2010年似乎进入收获的季节。近日,有关部门表态,《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简称《意见》)有望在年内出台。
从播种到收获,历时六年,收入分配改革似乎也应验了“帕累托改进”。“改革牵涉面太广,因此阻力也很大。不同收入群体的利益博弈是改革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而很大一部分阻力则来自垄断企业和一些收入比较高的行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京文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谈到收入分配改革时,温家宝亦曾指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当然,改革的措施并非仅仅拿垄断行业开刀,正如温家宝在4月1日出版的《求是》所说,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分好。正如部分经济学家所言,增加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一连串事件。
而这一天似正在临近。“不管怎么样,今年必须拿出东西来,收入分配不能总是空谈”,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在日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提议,建立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分红机制,通过向社保基金划转权益、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收益等方式,建立居民分享国有垄断企业利润的有效途径。
针对以上种种“症结”,新的改革方案有望开出药方,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
据了解,比如,针对行业间的差距,方案有望提出,制定垄断行业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管理办法,并使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管理与实现的利润基本脱钩。此外,张东生司长还建议,向公共预算调入部分国企收益。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提高调入公共预算的国企红利规模,可用于全社会的公共支出。据了解,目前财政部和国资委就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正在研究当中。
本期嘉宾:
李珍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桓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个人观点陈述
贫富差距悬殊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
主持人: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已十分严峻;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规模不断赶超世界强国,但是贫富差距有增无减?
李珍:资本处于强势政府不能任由劳动者状况恶化
相比同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比如东欧诸国,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还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一方面,垄断行业的收入高出社会平均收入一大截,当然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是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但总体上来说,很多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另外,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这快,由于资本处于强势地位,加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一个无限供给的状态,因此在与资本的对话中,没有地位。如果政府在其中不能恰当地履行角色,就会恶化劳动者的状况。不过,当下劳动力市场正发生变化,朝着一个更利于劳方的方向在演进。
冯兴元:贫富悬殊问题主因还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
中国仍处于市场转型的过程里,总体上而言,贫富悬殊的问题,主因还是市场化不够的结果。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即使收入差距较大,人们关心的是有没有参与到市场竞争的过程里去,而且,市场过程解决了大部分公平的问题。
对比国内,一次分配中的不公平,尤其是垄断企业,应该从市场里退出来。此外,退一步说,如果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比现在要高,中国的GDP规模,即我们能分配的“蛋糕”要比现在大。
刘桓:贫富差距是一个结构性不对称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结构性不对称的问题,是所谓的市场化过度成分。目前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几个生产要素取得的收入不对称,劳动所得占的比重下降,在改革初期是劳动薪金占到55%—57%,现在只有34%。也就是说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恶化,土地所占的比例过大,这是市场化过度的结果,需要在收入结构上加以矫正。
此外,垄断行业取得的收入过高,都是工薪阶层的分配,真正的差距在,资本和土地,以及资源,这些要素取得的回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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