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次金融会议的“暗示”

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系统最高级别的会议，成为观察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风向标。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势在必行。由此，国务院首次召开了由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和各部部长参加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

这次会议，首先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为按区域设立9个“大区行”。同时，对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随之成立。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责处理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对信托业进行了第五次清理整顿。

经过这次金融改革，中国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随着我国2002年成功加入WTO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如何保持开放竞争格局下中资行的竞争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外部倒逼力。其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呆坏账积重难返，在理论上已经处于破产境地。

为挽救国内金融命脉，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该此会议决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并将农信社改革提上重要日程。

本次会议后，中国银监会应运而生，至此，“一行三会”的管理架构搭建完毕。同年，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诞生，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上述三行陆续登陆完成股改上市。与此同时，在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和再贷款置换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次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焕发新面貌，但仍处在“形似”而非“神似”的阶段，2007年随着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金融业的再改革。

2007年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金2000亿美元。彼时，对农业银行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政策性银行改革开始破题，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之途确定。

本次会议后不久，全球即遭遇了长达2年的金融危机洗礼，中国的金融机构虽受波及有限，但金融危机给予的警示颇可圈点。如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如何加强对“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监管、如何建立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如何对金融高管实施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成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新课题。

除了这些新课题外，一些老“顽症”也待求解。如巨灾险的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金融国资管理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对本刊记者说，“很多老问题都还没解决”，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推进速度缓慢，这一是因为专业性强，二是因为牵涉各个部门甚至个人的直接利益、头绪繁多。

一位长期跟踪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比较容易的部分已经动了“大手术”，下一步的改革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机制、体制的问题，继续走下去，会有更大的困难。

监管格局可能重整

这些困难当中，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首当其冲。

尹中立认为，在这次新提出课题当中，有几项内容均涉及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总结，而确立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即：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宏观和系统角度防范金融风险。

这对于中国有着现实的意义。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59万亿元。巨额信贷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不仅客户结构，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