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为何久推不转

在过去3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大量资本、能源和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推动,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这种增长方式被包括国际知名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描述为“不可持续的增长”。支持这种判断的理论基础并不复杂。经济增长理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证明,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是技术进步而非生产要素。在中国,则把其具体化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担心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中国一直致力于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上,尽管有一股卸磨杀驴的味道,但是最需要弄明白的是,什么是好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中国的增长方式久而不转?

不能简单地以技术进步的贡献度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

经济增长源泉有三类:生产要素投入；微观管理和要素配置；科技创新。这三类源泉对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程度的不同组合,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且主要依靠自己的原始创新。正基于此,人们通常把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视为粗放型或者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认为这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实际上,没有实现要素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增加推动的增长方式,不一定是不好的增长方式。原因很简单。一个经济体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应该是充分就业的而不是闲置的。我们无法想象,在中国,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的增长方式是好的增长方式。一个经济体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更应该充分就业而不是闲置的。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如果现有的经济增长没有实现稀缺资本的充分利用,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很难被认为是好的。

技术进步根植于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经济增长方式根植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

经济体不断积累生产要素并投入生产、扩大市场规模,是好的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是内生技术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都认为,市场规模大小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动力。进入新千年后,人们进一步发现,不仅技术进步是内生的,而且技术进步的方向也是内生的,即技术进步的方向是偏向充分利用积累速度相对更快的生产要素。这意味着,技术进步根植于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经济增长方式根植于经济体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发展中国家不必强求、也不可能强求拥有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增长方式转变并非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是企业有没有依赖技术进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激励问题

从现实看,发展中国家往往渴求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本质的区别。发达国家的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如果发展经济、进行产业升级,那么路在何处?政府没有先验信息,企业也没有先验信息,理性的选择自然是市场主导,是骡子是马由市场检验。发展中国家呢,她的产业显然远没达到世界产业链的最高端,如果进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到何方、经济如何发展是有路线图的。这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做功课的政府是具有发展经济的先验信息的。在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很强,同时拥有发展经济的资源和先验信息,想不主导经济增长及其方式转变是很难的。但有激励、有资源、有信息,并不能够确保政府能成功主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市场如何配置资源、管理和技术等增长泉源。毕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

企业是市场上资源配置的主体,其关心的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而非增长方式的优劣好坏。这意味着,对自负盈亏的企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而非目的。当政府所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成为大多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时,自然不会成为企业的选择。实际上,增长方式转变,并非单纯的技术进步问题,而是企业有没有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实现利润最大的激励问题。如果企业缺乏持续创新的激励,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简单地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徐现祥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