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必须将经济的拉动力量，从出口转到内需。可是，这到底不是在短期内能一蹴而就的。所以，即使从更长时段看，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仍然还是人力资本成本低，最具有优势的部门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没有出口的增加，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繁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谨慎应对贸易争端。

轮胎特保案的结果，令人遗憾。它的严重性，在于可能的连锁反应。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也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设限，中国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前景将受到严重干扰。因为，在今后的较长时间内，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保持出口的适当规模，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必需的。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主要经由出口部门的传导。30年来，尤其是最近的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出口一直扮演主角。甚至可以说，没有出口，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成长。而中国经济2008年以来的困难局面，也主要是由出口部门的不景气所使然。因此，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必须将经济的拉动力量，从出口和外需，转到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上来，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建立稳固的基础。

可是，从几十年主要依赖外需，转到内需为主，不是可以在短期内一蹴而就的。

比如，增加消费，最根本的是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这意味着较大规模减税，以及缩减财政支出，特别是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而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社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的重新安排，难度可想而知。实际情况是，虽然我们现在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消费占GDP的比重却还在下降中，今年可能将创下新低！

企业投资是内需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之一。中国的企业投资是以国企，特别是央企为主。比如金融危机以来，房地产市场投资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各地的“地王”不断出现，出手动辄十几亿、几十亿，令人瞠目。可是国企的投资，多来自信贷，而非自身利润。这样的投资拉动，到底不能持久。

政府支出是内需的最后一项。由于长期的路径依赖，中国政府支出规模，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实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还有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财政。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还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要依赖政府支出的高速增长。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主要流向了国企。政府支出必须发生乘数效应，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否则，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和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就将显现，那会完全冲抵刺激的功效。而乘数效应，则依赖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如何，或者说居民是否愿意花钱。在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就业压力空前的时候，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人们通过经济刺激计划增加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用于储蓄了。

判断经济是否真正触底的标志，不是GDP的增速，也不是CPI，而是失业率是否真的下降。几天前，有关部门表示，中国的失业率“保持稳定”，也就是说，就业状况没有根本好转。现行的失业率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和大学生，而这两类人群的就业状况如何，恰恰是中国就业和经济景气的晴雨表。2000多万农民工失去了岗位，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印证了中国经济还没有真正企稳。

从更长时段看，经济增长，依赖的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物质资源且不谈。我们一直在强调创新，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也取得了若干成果，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创新能力远远不够，远未脱离简单模仿的阶段。很难想象，我们可以通过自主重大技术创新，开创像笔记本、互联网那样的新兴产业，并以此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就是一直在热炒的新能源，我们其实也没有达到引领和占据高地的地位。

常常说，我们正在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可是正在迈进，毕竟不是已经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所以，即使从更长时段看，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倚靠力量，还是人力资源的数量。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仍然还是人力资本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最具有优势的部门，这集中表现在出口部门。因为只有出口部门，才能容纳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民工就业，并以此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只有扩大出口，国内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才能消化和加以充分利用。

所以，没有出口的增加，就没有中国经济的真正繁荣。

问题是，出口还能不能增加？这一方面取决于发达经济体的恢复状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诸如轮胎特保案这样的贸易壁垒。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好转迹象，金融危机的冲击看起来已接近尾声。但是美国人过度消费的习惯有所变化，“婴儿潮”那代人也愿意储蓄了，这对我们的出口部门不是好消息。

可是，毕竟，我们出口的产品，如服装，美国人不会傻到去自产，还得从外国进口。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需要谨慎应对贸易争端。自由贸易是双赢，贸易保护是双输。其实美国人跟我们一样更明白这一点，当我们在反制美国人的错误决定时，要注意力度，适可而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有些东西，失去了才知道宝贵，我们还远远未到可以忽视出口的时候。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