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进改革

深圳政改的动力来自哪里？黄卫平观察深圳政坛多年，他直言不讳地说，有一些具体做事的干部是不愿意改革的。“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城市，广大干部更愿意和习惯通过发展经济和经济改革来创造政绩，而无意在政治改革方面冒风险，即使面对社会利益矛盾，也更擅长用财政优势花钱买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对将民主法治建设作为各项改革之首，深圳市的各级领导在思想上还要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不断解放思想。”

这种背景下，他认为，中央的精神和汪洋的要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部分动力来源，“是深圳老百姓的维权需求和政治参与需求的日益增加。” 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教授汪永成对本刊记者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龙芳也抱有同样看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深圳在社会层面一开始就带有强企业的特色，它的基本社会建构是一个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这样的基础推动了深圳公民社会的日渐成熟。“深圳公民社会在社区自治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对深圳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演变产生了近距离影响。”

敖建南，黑瘦，脸上常带着笑容，今年约摸50岁的他比实际年龄显老。他的身份很特殊---深圳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联络员”。

几年前，敖建南曾因自家的房产问题和国土部门打过“一元钱官司”，尽管胜诉，他也成了小区里的“维权人物”，但他认为这样维权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他开始认真琢磨维权的方式，发现人大代表是一个很好的反映问题的渠道。“但他们都是兼职的，很难有专门的时间来处理具体问题。”敖建南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首创了“人大代表工作站”，专门收集居民对周围环境、治安等问题的意见，向辖区的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反映。

工作站成立近三年，敖建南成为小有名气的公众人物，片区内的大小事经常少不了他出马协调，“协调不了的就通过人大代表的渠道提出议案”。

深圳也是个人参选人大代表最早的城市之一。2003年，深圳举行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当时已是市人大代表的肖幼美贴出竞选海报，以社区居民身份参选。这一年，深圳有一批人走向了个人竞选人大代表之路，其中有企业高管、业委会主任、律师，甚至有下岗失业者。

肖幼美的海报上印着她的竞选口号：“倾听来自基层的呼声，监督政府的作风与体制改革；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做沟通政府与市民的桥梁……”

这些体现了深圳公民社会的真实存在，而其背后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强烈诉求。“深圳政改回应了公民社会的需求。”汪永成说。

事实上，深圳政改具有比较深厚的基础。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意见》提出：“经批准逐步扩大区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范围，进一步探索发挥党代表作用的途径”。

早在2003年，深圳市宝安区就已经是中组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参与试点方案设计的一位干部说，他们推出了党代会年会制等形式，“应该说现有空间内能做的都做了”。

“形势比人强。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进改革。”汪永成说，“因此，深圳的改革应当看作是必然的。”

蛇口试验到行政三分

回顾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政改的脉络与趋势。

从1983年到1992年，袁庚主政下的蛇口管委会就曾推行过领导班子差额直选。1985年，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班子成员选举，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位“老人”被选票无情地“拿下”。

当时境外媒体形容这场直选试验是“一股新的历史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冲击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孤岛”。1987年4月，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以董事会取代了管委会。

伴着蛇口工业区的落幕，这场被称作“早熟”的直选民主试验渐渐湮灭。

而在深圳范围内，改革举措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推出一次。杨龙芳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推进政府整体变革，深圳特区曾于1985年、1988年和2003年分别提出四个重构政治架构的方案。

1985年7月，深圳市委印发了《关于香港政府管理经济的考察报告》，“这是第一个涉及全面建构深圳地方政府体制的基本构想”，杨龙芳说。这个构想包括：进一步解放特区政府的自主权问题，包括要求国家给予深圳立法权；尽量减少特区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等。

1988年,中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深圳政改旧话重提。时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徐建受命设计一套政改方案。8000字的方案很快完成，其主要内容现在看起来仍觉得新鲜：采取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架构，立法委员会将人大政协的功能合并；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监督机构，挑选社会精英，给予高于公务员几倍的待遇，保证这些人不会贪污。

这套方案被记者提前曝光后，立即引发诸多争论和质疑，最终夭折。

“这一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还曾提出过一个探索性方案。”杨龙芳说，这个方案主要是成立三个委员会：一是行政委员会，这是市政府的议事机构；二是立法委员会，执行立法职能；第三是政务咨询委员会，起政治协商作用。“三个委员会中，只有政务咨询委员会运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

深圳历史上有个特别现象---1979年建市后长达11年时间里未设人大和政协。“其实这是当时深圳市委领导有意为之，为改革留出空间”，杨龙芳说。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1990年。

2003年，改革重提。这次的改革方案主旨是按行政决策、执行、监督三者既相对分离制约又协调高效运转的要求，探索建立现代行政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这套方案被深圳一位学者归纳为“行政三分”。这个概念不胫而走，敏感者立刻联想到西方的三权分立，最终也告流产。

“如果叫‘行政协调’而非‘行政三分’，可能就没事。”黄卫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