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成都经济体制改革中第三产业发展很快，图为街上的个体缝纫摊。

1984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提纲，当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

文件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原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成为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邓小平这样评价。

【缘起】

提“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如泥牛入海

“起草过程中，对要不要提商品经济争议很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体改委原委员杨启先参与了这个文件的起草，他说，就是在文件出来后，争论也没有停止。

作为经济学家，杨启先认为这个《决定》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需逐步解决，但提出了“商品经济”概念是很大的突破。

然而，这样的突破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

“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早在1962年，广东社科院原副院长、经济学家卓炯便提出了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那个年代，卓炯的声音如泥牛入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学界开始重提商品经济。

卓炯1979年春又撰写了著名论文《破除产品经济 发展商品经济》。同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厦门大学教授胡兆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一年后，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在《财贸战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张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但这些见解没有被采纳。

1980年5月，被称为改革开放重要参谋的原国务院体改办(原国家体改委前身)成立，也希望在“商品经济”问题上作些努力，但没有成功。

杨启先说，体改办在1980年9月8日起草了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第一句用了经济学家薛暮桥的话：“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但在各省书记省长的座谈会上，对此分歧很大，文件也只好搁置另议。

1981年，杨启先就任体改办规划局长，提法就谨慎多了，只能说我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或者说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

【重提】

主张“商品经济论”被批“知识分子劣根性”

到了这一年底，“商品经济”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能冲击国家计划，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活动。”1981年11月22日，陈云在与各省书记座谈会上也强调要“按计划办事”。

“那个阶段，理论界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说，一位中央领导曾批判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说这些主张势必“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

最终，1982年9月1日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指出“中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

1982年、1983年间，媒体对商品经济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因主张“商品经济论”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被批评为“有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在受到批判之后，薛暮桥最终作出了让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1982年和1983年对商品经济的批评有一个大的背景，这就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一位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其间，高层内部把经济学家分为四类，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作为第一类，主张商品经济的则列入第四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