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王岐山

　　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体制本身变革，步伐太慢，需要你们外围的力量来推动。

　　198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来到浙江，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庄，王岐山专门到钱庄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忆说，当时王岐山听他介绍完钱庄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下乡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龙江插队，我在延安插队。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开放，你就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统统搬到台上来。

　　临走的时候，王岐山还鼓励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涉及到农村金融市场。

　　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细学习。

　　在这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方培林找到了钱庄的边缘依据：放活农村金融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

　　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对方兴钱庄进行调研。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查阅了钱庄1年来的金融业务活动账目，发现所做账本不规范，行里的两位同事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帮他们重新做过。应健雄认为钱庄整个金融的运作也不合常规，资金的周转主要靠手头十来个做买卖的人作为固定客户支撑着。

　　调研完后，应健雄对方培林说，总行很快会有个关于银行的管理条例出来，在中国，个人是不许办银行的。硬要他抓紧时间把资金收拢，停掉钱庄。

　　1986年，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开会时，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关心方培林钱庄的情况。李随即给温州市委发电报，让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对他说，让你办钱庄就是想让你把民间那种无序的借贷进行引导。还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金融体制本身变革，这个步伐还是太慢了点，必须有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们外部，社会上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就会加快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钱庄总算没有停。

　　黄金时期

　　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

　　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那天，市委办公室打电话到方培林家，请他火速到温州参加会议。

　　到了温州，他才知道，这是市委书记董朝才召开的一个专业户代表会。会上，董朝才向大家披露了中央决定在温州办试验区的消息。会议结束时，董朝才激动地对这些温州的能人说：“既然是试验区，我们支持各种试验。我们已经为大家搭好了舞台，欢迎诸位都上台来表演一番。”

　　回到家，方培林坐不住了，立即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方权向市里请示把钱庄作为试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得温州市政府同意。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很快，工商部门发了营业执照。但“金融许可证”却在中国人民银行卡了壳。

　　拿到营业执照，方培林把“方兴钱庄”的牌子擦拭一新，重新挂上。并在招牌上方又嵌上“温州试验区”五个仿宋字。

　　“金融许可证”虽然停顿了，业务却没有停下来，还出奇地好。

　　有人详细记录了方兴钱庄的一天。

　　上午10点，一位经营南北货的老板满头大汗地来到钱庄：“请贷给我1万块钱，我要到温州市区进100箱味精。”

　　此时钱庄里没钱，可方培林仍应允下来。10点5分，他来到经营百货的陈家，向他借1万元，对方面露难色：“不行，我下午两点要向外地汇2万元，手上这笔钱不能动。”方培林说：“我知道你下午要把钱汇出去，才上午来找你的。我只需要向你借4个小时，保证下午两点钟之前归还。”

　　10点20分，南北货老板贷到了他所需要的钱。40分钟后的11点，有人存进1万，方培林并不急于先还给老陈，而是又用这笔钱应付了另两位求贷者。下午1点30分，又有人存进了1万多元。这时，方培林才将1万元还给老陈。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的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缺。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贷款利率在1.5%到1.86%浮动。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