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在纷纷把纽约和伦敦作为标杆之后，为了各自的世界金融中心梦想，一个庞大的金融城建运动正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地共同启动。从上海的陆家嘴东扩到北京的金融街西进再到天津完善解放北路，广厦轩宇正竞相负势而起，交通基建正盘亘而生。

同时，为促进金融业发展而制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住房保障等政策正摆放在各地主管部门的办公桌上，或已经出台；相关的金融市场发展计划和机构引进动议也正在最新的修订当中。

由是，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受历史积淀与国际标杆的双重激励并围绕自身的战略定位，中国当下最具备区域国际化条件的三个特大城市，正竞相加快自身定义的金融中心建设。而以金融城打造为征象，国内金融权力版图正演化产生新一轮的变局。

金融城、城市记忆与国际标杆

5月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要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并透露为此将打造“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功能区新格局。时值上海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举办的陆家嘴论坛召开前夕。

作为上述规划的核心部分，北京拟将金融街打造成为主中心区，进一步聚集国家级金融机构总部。为此，北京此前已决定将其西进，把面积扩充到接近3平方公里；北京朝阳CBD则作为金融副中心区，继续凝聚国际金融机构。

与之相比，上海的规划则更为庞大。作为国家钦定的“国际金融中心”，时尚之都已经决定把陆家嘴东扩，届时，将形成“一道三区”(世纪大道、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竹园商贸区、花木生态文化区)的发展布局，规划总面积将达到28平方公里。

纵览上述规划，从中均能发现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影子，有向国际标秆看齐的意义。在评价上海的规划布局时，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特约经济学家李俊辰指出，上述布局与伦敦金融城布局接近。

而对于北京的金融街西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认为，这是参考英国伦敦金融城的当代发展而作出的未雨绸缪之举。后者由于受原金融城规划的限制，以至近年来出现办公面积狭窄、交通拥挤的情况，与之一条轻轨相连的伦敦东区的金丝雀码头正发展成另一个金融机构汇聚地，其西部的梅菲尔和圣詹姆士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教授提示说，不要小瞧一个城市的历史。事实上，由这种历史所累积起来的金融业传统，以及国际声望，会为一个城市的金融业的复兴添助动力。

全球化、区域化和金融支点

尽管如此，庞大的金融城造城运动只是一个城市愿景的面相之一。辐射国内区域经济，进而成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核心大都市，才是这些城市最为恢弘的目标，金融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道路之一。当然也许是最重要的道路。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金融的积累和支持。当地的金融总量、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规模和水平。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的环渤海要发展，就必须在北方建立一个金融中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邓向荣解释说。

事实上，这正是当前国内各地争建金融中心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观历了中国率先崛起的珠三角、长三角的经验之后，以及参考国际案例，金融业的发达正成为当前中国各地主政官员心中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而这又正切合了中国新一轮的区域经济发展大计。

从环渤海到京津冀，从东北振兴到中部崛起，从西部开发到中亚合作，从北部湾再到泛北部湾，每一个区域的繁荣都迫切需要金融业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在地域面积等同整个欧洲的中国大地上，出现多个金融中心并不为奇的看法正在形成共识。

而在此间，经由各地经济发展所支撑的中国经济总体复兴，亦正呼唤一个与之地位相应的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出现。而这一切，也正与中国推进的金融业纵深改革和全球金融一体化大势息息相关，与中国正在谋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新定位紧密勾连。

定位与筹码

吴念鲁援引国外案例指出，一国之内可以并存多个金融中心，如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和慕尼黑；日本的大板、横宾、东京等等。但以纽约和伦敦等顶级的全球性金融中心为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只有一个，他建议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国家应支持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经过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作为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加上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众多的海内外金融机构云集，已为当代区域乃至全国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其不仅产业群全面，而且国际化程度高。

此外，上海还有国家战略规划方面的扶持。其被钦定为中国将来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与之相比，北京定位则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和宜居城市”；天津则定位于北方经济和航运中心，都并无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潘英丽看来，三大城市在一定的金融领域各自具有部分的国内金融中心性质。上海以齐全的金融市场体系尤其是股票主板市场为主要特色，北京以金融决策和银行中心为主要特色，天津则可能在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形成各自的特色。但综合各种情况，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更为成熟。

而在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看来，金融是一个“市场+机构”的组合，机构跟着市场走，市场的辐射面则能够超出区域范围扩散到全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因为拥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因此建设国际中心的优势更加明显。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和天津不可能在区域性金融建设的过程中把握机会。吴念鲁指出，北京不仅金融总量大，而且汇聚了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大金融机构总部，具有金融决策的信息优势和总部经济优势；天津被定位于北方经济中心，其金融方面允许先行先试，两者可以合建北方金融中心。

政策与变局

事实上，三个城市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并采取对策应对。在北京的最新规划中，北京提出要争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建立全国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功能，促进商品交易中心在北京发展，推动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大力发展金融市场正成为最鲜明的努力。

天津则正着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私募股权市场，打造门类最齐全、链条最长的一个全球基金基地，并争建全国性统一的柜台交易市场，探索综合经营和离岸业务中心。

上海则在既有的优惠政策上，考虑制定和实施新的金融发展战略，包括研究并推动金融创新试点，以及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合作和交流、营造金融文化氛围，进一步力图提升金融业发展的软环境。

尽管业界普遍认为，由于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成熟的商业和文化环境，上海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在尚须国家政策的一定扶持发展，以及其他城市竞争的格局下，中国金融版图的未来走向仍然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