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20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不管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企业，都瞄准了新能源产业这一“巨型蛋糕”。在我国当前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发展新能源面临哪些挑战？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这种“繁荣”背后是否存在隐忧？应该规划一条啥样的“路线图”？围绕这些话题，记者专访了能源专家、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朱四海博士。

我国能源安全面临哪些约束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经济总量不断扩张、能源消费量不断增长的过程。当前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能源安全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约束，而发展新能源的核心任务就在于‘软化’这四项能源约束。”朱四海说。

他介绍说，首先是总量约束。目前，中国正在执行第二轮的经济倍增计划(翻两番)。2008年，中国已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0.07万亿元，而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3.86亿吨煤当量上升至2008年的28.5亿吨煤当量，年均增长9.7%，远高于第一次“翻两番”时期(1980年-2000年)的4.2%增长水平，能源供给面临挑战。

其次，结构约束。能源服务需求多样化表明，保障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能源安全，不仅体现在总量上而且还体现在结构上，突出表现在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上。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消费量不断上升，从1993年的1.47亿吨上升至2008年的3.6亿吨，年均增长6.9%，远高于全球同期1.6%的增长水平，占当年全球消费量的比例也从5.0%上升至9.0%。同期，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7.5%上升至48.2%，接近一半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面对不断攀升的石油消费量和高企的油价，以及不断攀升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石油安全前景充满变数。石油问题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

再次，人口约束。围绕能源问题，中国的挑战还来自于要带领占全球20%的13亿人口全面奔小康，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比例逐渐降低，城市人口比例稳步上升，实现城市化，其典型特征是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提高，人均商品性生活用能不断增加，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不断改善，因此这是一个能源消费不断增长的过程。

最后，环境约束。能源消费具有副作用，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还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伴随大规模工业化而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体污染，大量土地被占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剧，对社会、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不可能延续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不能够享受地球的“环境红利”了，现代化进程面临环境约束。

对此，朱四海提出两个“必须”。他说，发展新能源必须着眼于缓解能源约束，通过“开源”方式解决能源供给的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发展新能源还必须着眼于提高能源效率，调整电解铝、钛合金、电石、烧碱等高载能工业发展，鼓励发展公共交通、鼓励生产和消费低排量汽车，鼓励购买经济适用型住宅，来引导汽车、住宅等高能源密度产品消费，通过“节流”方式解决能源消费的效率与结构问题。

新能源应是啥样发展路线

去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化石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大、气候变化谈判步履维艰的国际背景下，新能源被投资者普遍看好，特别是风能、太阳能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而在这种繁荣之下是否存在隐忧？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线？

“由于在现有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下新能源还不具备与传统能源竞争的成本条件，阶跃式的产能提升短期内还难以被市场消纳，产能扩张与市场需求的错位对接恶化了新能源的发展环境。”朱四海如是说。

他认为，从企业的角度看，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新能源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从根本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煤炭的大量使用源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包括火车、轮船在内的大机器飞速运转，石油、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则源于内燃机、燃气轮机的发明，带动汽车工业、航天工业的发展。发展新能源必须特别关注能源消费的技术路线，重点解决技术预见问题，有效衔接产业发展的技术推动与市场拉动。

其二，新能源产品的成本问题。涉及两方面的内涵：一是生产成本。以光伏产业为例，光伏产品用于并网发电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平价上网”问题，也就是光伏发电与化石能源发电(我国主要是煤炭发电)上网电价的市场竞争问题。技术路线主要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二是价格机制。新能源产品属于环境友好型产品，相比较于传统能源，其消费具有环境收益，新能源价格应反映其环境价值，借此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作为政府层面，朱四海则表示要关注三方面：其一，新能源产业的功能定位问题。能源属于社会必需品，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长期与交通一起被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共基础设施，由公共财政统一部署或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市场化改革以来，能源的产业属性日益增强、基础设施属性趋于式微。由于新能源具有环境溢出效应，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简单地将新能源产业视为经济产业由市场自由发展不符合政府本身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其二，新能源的产业链衔接问题。现代化进程使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电力、汽油、柴油等二次能源，并由此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生活模式。从发展的趋势看，电力作为二次能源的载体地位不会改变，改变的只是产生电力的一次能源来源；人类以汽车、轮船、飞机作为交通工具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改变的只是实现这些交通工具功能的动力来源。因此，新能源发展必须做好下游产业链的衔接工作，特别是风能、太阳能发电的并网工作。

其三，发展新能源的战略资源问题。重点关注发展核能所需的铀矿资源以及决定下一代汽车工业发展的锂矿资源。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有战略投资，反映国家意志，确保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