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去年1月24日，跨部门起草组成立，启动立法工作的《能源法》正式稿最近已修订完毕，很快就将向包括民营油企在内的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公众不仅对《能源法》开门立法、民主立法寄予了热望，更对其能否成为新能源的激励法充满期待。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科技创新国际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部长郑斯林表示，能源问题于中国而言显得尤为紧迫和必须面对。中国人口众多，能源消耗基数巨大，加上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生产、生活对能源的需求在迅速扩张。数字亦显示，2001年以来，随着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每年都高于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4.75％，却只生产了占世界经济总量4.2％的GDP。同一时期，美国使用22.18％的世界能源消耗量生产了29.57％的世界GDP总量。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同年达到创纪录的44.7％，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中国石油供应的持续性。

开源节流，似乎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对于节能减排，中国政府业已做出了很多硬性规定。“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要减少10％。两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可以说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所喜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已经于今年6月26日分组审议节约能源法草案，有望为此提供法律保证。

与此同时，开发新能源同样成了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我国新能源的发展之缓慢，颇令人忧虑。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一文中指出，以核能、太阳能、风能和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年增长速度虽然已超过30％，但“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

事实上，国人对于新能源大有“叶公好龙”的心态。“可再生能源讲起来很好，又不污染，但是价钱很高。”以太阳能为例，它的生产成本是传统能源的5—10倍，在没有额外补贴时，企业是没有能力和动力去做非理性投资的。而太阳能、风能所带来的电力在市场上更是不具备竞争力。有人曾经测算，风力发电要在0.6元以上才具有投资吸引力，但是这样高的价格早吓跑了消费者。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就表示，新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发展和使用，与现在能源的价格体制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现行的评价体制，对新能源也呈现不利的一面。如果从地方政府财政的角度上考虑，很可能是与其搞风能、太阳能还不如去搞小煤矿。

正因此，能源立法必须把建立开发新能源激励机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能源领域的基本法中将会涉及能源开发、流通等领域的监管问题，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有望确立。比如，在产权上，将允许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鼓励各类资本投资能源开发和生产领域，并强调要保护其合法权益。事实上，在如何激励新能源开发方面，《能源法》立法应给予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支持平台。以充分体现能源相关领域的立法诉求，确立中国能源开发的基本原则，并就能源战略与规划、开发与生产，尤其在财税激励与价格扶持等方面，作出全面合理的制度安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司司长许勤曾表示，发改委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技术发展和产业示范，加强新能源体系化建设，从多方面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无论是重点开发可再生能源高效低成本成套技术，开发核电关键技术，研制成套装配技术，大力开展低成本、低效率的能源植物新品种，也无论是清洁燃料、照明节能材料的产业化，都需要在立法框架内加以规范，才不致使国家对于新能源开发的支持流于口号化，毁于随意性。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