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客家研究著述，对推进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客家这一课题涉及的方面相当广博，不仅许多问题尚无定论，而且还有不少的空白点，有待进一步做深入研究。应当说，晚清是客家人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时客家人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对此，笔者曾先后过发表两篇有关晚清客家的论文。1在谈及客家特性时，曾提及客家与民间组织问题，但并未能充分展开。此后，一直未见学界同仁有相关论述面世。现就客家与晚清民间结社问题做一专题论述，意在抛砖引玉，敬候专家学者赐教。

首先需要回答是，何谓民间结社？换句话说，即民间结社的概念是什么？因为只有将民间结社的概念界定之后，才能使我们有进一步探讨问题的基础。我们这里所谓的民间结社是指：自发的、非官方的、民间的社会群众团体。这种团体通常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经济利益、组织形式、活动方式等。晚清时期，客家人的民间结社的情况如何？其对社会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其发展情况如何？这是需要我们下面做出回答的。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晚清则是中国王朝制度最终灭亡的见证者。清朝晚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横行，战乱频仍，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从而敲响了中国封建王朝灭亡的丧钟。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客家人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最明显是客家人中间出现一些政治观点很明确的民间组织。相对来说，当时客家人中间的民间组织较其他人群比例要高。客家民间组织出现的这种情况，与客家人本身的特性有很大关系。

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宗族观念，尽管背井离乡，辗转迁徙，但始终不忘其姓氏宗族。正如有学者所说：“客家人在迁移和定居后为获得生存空间，必须增强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聚力，而形成尊祖敬宗的共同心理。”2正是这种求同的心理，使得客家人更易于结成互助组织。

从明中叶始，客家人一直以建宗祠和修族谱来维系同一姓氏家族成员间的联系。但是，到了晚清，客家人的宗族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一种超出宗族观念的较高层次的团体精神，在客家人中间逐渐扩展开来。这主要表现在客家人中间出现许多非一族一姓的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在人员构成方面已不仅限于某一宗族，而往往是以某地区同乡会的形式出现。这些民间组织，带有鲜明政治目的。于是，世人通常称之为“会党”。当时，国内以沿海广东、福建等地客家民间组织最为活跃。其中较有影响的组织有广东归善(今惠阳)郑士良领导的三合会，3新宁(今台山)李自重与李是男等组织的联志社， 4梅县人谢逸桥、温靖侯等人组织的松口体育会，5等等。这些民间组织不仅主要领导者是客家人，其中大部成员也是客家人。例如，三合会首领郑士良为归善的客家人；归善郑氏，先世系出河南荥阳。6联志社的二李，其先世均系出陇西的李唐后代，后辗转迁宁。7松口体青会的谢逸桥为梅县客家人，族系出自东山(今浙江绍兴)，远祖属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8温靖侯是著《嘉应州志》的客家人温仲和同族人，温氏为客家不言而喻。

这种地缘组织不仅出现在福建、广东等地，而且在东南亚各国的客家人中间也很盛行。如这一时期，新加坡出现不少客家人的地缘组织，其中有许多以会馆形式出现的。诸如应和会馆、茶阳会馆、惠州会馆、丰顺会馆、永定会馆等。又如，马来亚有嘉应会馆、惠州会馆、茶阳会馆、应和会馆等。9从单一的宗族组织向范围较大的地缘组织转变，这是晚清客家民间结社的一大特点。以地缘为纽带结成的民间组织，其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宗族组织大得多。

一般来说，客家人中的民间组织通常带有强烈地反抗精神。这是由于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迁徙中，不断与恶劣的生存环境做斗争，从而造就了客家人特有的坚忍性和反抗精神。早期客家人为了生存，不断与徙居地的地方势力抗争，故经常发生与当地土著的械斗事件。10在这种外力压迫之下，客家人的组织更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客家人这种带有强烈地反抗意识与团体精神相结合，所产生的能量是巨大的。19世纪中叶，广西金田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其组织和发动者，即广东花县客家人洪秀全。他就利用拜上帝会这一组织形式，发动这场革命的。当时，不少客家人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后，“尤其是在广东和广西——清庭(廷)对客家人的压制，是非常严厉”。11部分参加太平军的客家人被迫外徙东南亚，一部分则隐于乡间继续从事反清活动。两广会党当中有不少人曾与太平天国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孙中山在初期筹划革命时，已经注意到这一反清力量。他曾说过： “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12孙中山所谓的“会党充斥”，正反映了当时民间组织活动频繁。这其中不乏有许多以客家人为基本群众的民间组织。客家民间组织大多已经从以往较狭隘的争取经济利益，而发展到“与清政府为难”的更高层次的团体。

晚清客家民间组织越到后期，其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目标日益明确。首先，不少客家民间组织利用舆论宣传以阐明其组织的政治主张。广东香山(今中山)客家人钟荣光，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广州创办《可报》，并结交郑士良等进行反清活动。次年又创办《博闻报》和《安雅》，进行革命宣传。广东归善客家人欧渠甲，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著《新广东》一书，“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13广东潮阳客家人林义顺，流寓新加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资翻印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易名为《图存篇》，秘密输人潮州、梅县等地，进行革命的舆论宣传活动。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与福建人陈楚楠、广东人张永福创办《图南日报》，用以宣传革命。广东番禺客家人潘达微，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与高剑父等人在广东创办《时事画报》，该刊以“攻击满洲政府，示革命方向”为目标。14此外，香港发行的《广东日报》等革命报刊也起到推动广东革命的重要作用。据有关专家统计，“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革命党人先后在广东办的报纸就有十六七种之多。”15这其中有一些是客家组织创办的，大概不会有问题。

晚清时期，客家民间组织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从分散的小团体向集中的大团体转化。这种团体不仅人员多，而且往往是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界的组织。

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闽、粤、滇、桂等地与东南亚各地联系较为密切。当时，大批华人移民海外。广东很早就有人侨寓东南亚。16 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割占香港之后，“都市初建凡百维新，需要大量人力；因之广东人士来此经营工商各业者与日俱增，就中亦多客家人士”。17香港不仅成为内地南下谋生的地区，也是前往东南亚等地的中转站。据有关资料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岛约有5000中国居民。英国割占该岛后，这里成为华洋杂处之地，人口迅速增多。到19世纪末，港英政府管辖下的香港岛、九龙和租借地新界，人口逾36万。成为亚洲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18这些新增人口，“极大数是由广东前来谋生的男性青壮年，大体由‘本地’(广州)、‘福佬’和‘客家’三部分组成”。19客家人移民香港的人数不少。

这一时期，由香港转赴海外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1890—1899年，中国移民每年离港人数是595028人，抵达香港是1072305人。20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广总督府的官方文件载：“广东人稠地瘠，小民生计艰难，出洋谋食者多，现在富饶之家大半自外洋而归。如汕头一口，有委员稽查，每岁附轮外洋者四五万，散处各岛者何止数十百万。”21清未到海外谋生的人很多，据学者蔡少卿说：“自十九世纪以来，约有两千多万华人迁徙分布到世界各地”。22这些华人主要集中在越南、新加坡、霹雳务边埠（今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地。如当时在暹罗的华人，据美国学者施坚亚考证，“主要来自广东省的台山、顺德、南海、香山、潮州和福建省的同安、泉州、漳州等地。此外，还有一部分海南、梅县、兴宁的客家人”。23在霹雳务边埠的一些地区，也有许多来自福建、广东的华人居住，有“闽人居埔头，粤人居山顶”的说法。24

这些流寓境外的侨民始终关注着国内情况，与国内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不断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沿海省份的福建、广东、山东等地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列强垂涎之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租界胶州湾条约”，使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同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福州口日本专用租界条款”，使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租借广州湾条约”，把广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尔后，一些报刊登载了清政府将要割让该省的传闻，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开始寻找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路。此一时期，海内外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一部分在海外的客家人中间的优秀分子纷纷回到广东和香港，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例如，霹雳务边埠华侨余东雄，新加坡华侨李炳辉、杜玉兴、罗干，侨属南洋的陈文襄、周华、黄世仲、温生才，暹罗某报曾主笔陈景华，前文提到生于美国旧金山的联志社李自重，越南华侨罗联、罗仲霍、罗遇坤，印度尼西亚华侨罗福星，留学日本的罗坤，南洋华侨、后留学日本的林修明，出身香港富商的李纪童，生于澳洲的谢绩泰等等，大都是原籍在大陆的客家人。他们在以后的反清革命运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献出了生命。除了直接投身革命的志士外，大部分海外客家人采取捐款等方式支持国内革命。

总之，晚清时期，在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割占危机的形势下，使海内外广大客家人联系更加密切。这种客家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客家自身的发展，而是以国家的命运为纽带。可以说，这正是客家人团结互助的特性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升华。因之，也正是这一时期，客家人为正义事业献身精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可以说，历史进入晚清时期，客家人有组织的反清斗争，日益走上更为明确的道路。以后，孙中山先生成立同盟会，许多原客家人的民间组织领袖都归入其中，这对后来的反清革命发挥重要作用。

晚清后期，许多客家组织直接加入，或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这一时期的客家民间组织，才真正开始从盲目走上自觉的武装斗争之路。

孙中山在早年一直在寻求一条救国之路。据孙中山自己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言之，犹较缙为易人，故余先从联络会党人入手。” 25初期，他仅靠“亲友数人”的支持，力量太薄弱，难以成事。后来看到民间结社的力量，决定“从会党人手”，即借助会党的力量而发展自己的组织，建立一个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革命团体。当时，不少民间组织成分复杂、思想混乱，虽具有反清的一面，但缺乏民主革命的思想，不经过改造是不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的。于是，孙中山先从团结改造入手，做争取民间组织的工作。光绪二十年（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确立开展以推翻清朝政府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在孙中山倡导之下，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为基干，成立中国同盟会组织。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记载，参加同盟会的会员籍贯有(以原名册顺序)：安徽、贵州、浙江、陕西、河南、广西、江苏、湖北、云南、福建、直隶、广东、山西、四川等地。而参加人数较多的四个省份是：湖南158人，广东130人，四川127人，湖北124人。26兴中会和同盟会组织的建立，标志着民间组织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兴中会和同盟会成立之后，不少客家人及其组织加入其中。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为客家后裔，这对客家人和广东人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兴中会的领袖和骨干几乎都是广东人，27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客家人。

自兴中会成立之后至辛亥革命成功(1911年)，这十几年当中，广东发生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武装起义有七次之多。这七次起义是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庚子(1900年)惠州之役、癸卯(1903年)广州之役、丁未(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和惠州七女湖之役、庚戌(l910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值得注意的是：起义的地点的选择，基本上是以客家人居地为主。七次起义中，孙中山筹划了六次。其中起义地点三次在广州；另外三次：二次在惠州，一次在潮州。

清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在广东，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28广州又是广东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因此，孙中山所说的广州“为战略所必争”，29是有着政治和经济原因的。诚然，这也包含着支持孙中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乙未广州之役前，孙中山就提出“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的主张。30此役失败后，他又指示革命党人“相率潜人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31这个根本之地选择在最南部的省份，“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32其中尤以“广东为最善”。33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的笔谈中说：“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34可见，他在广东是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早年追随孙中山的胡汉民曾说过：“先生(孙中山)自为医，于省澳之间，已以能惠恤贫人苦力称。其第一日语余第，即曰：‘革命为除大多数人之痛.苦。’”35孙中山在家乡“惠恤贫人苦力”，结交“下流社会”，36可见，他的着眼点是很广泛的。孙中山也很关注广东商人的情况，看到清政府的苛敛造成“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37孙中山在从事革命活动时的资金，许多都是从广东商人和广东籍华商中募集的。因此，选择广州起义可以理解的。

三次广州起义，天经地义。孙中山又为何在惠州和潮州发动三次起义呢?惠州和潮州是客家人居地，甚至可以说是纯客家居地。孙中山十分熟悉广东故乡的情况，对惠、潮是客家人居地的情况也应当是了解的。因此，孙中山选择潮、惠作为起义地点，并非是盲目之举，而是利用客家人的力量。联系这六次起义和兴中会会员谢绩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参加者有不少是客家人，就不难理解了。如庚戌广东新军起义，其中主要领导者姚雨平、张醁村、林震、刘灏、罗炽杨、张我权、李济民等都是嘉应州所属州县的客家人，何子衡、马雄韬、丘锦芳、邓醁、邓拔、邓挺、邓铿等均为惠州客家人。38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烈士，“其中有三十四名是客家”。39有关客家人在黄花岗起义中的作用，徐辉琪先生曾撰《客家志士与黄花岗起义》一文，40对此问题论述颇详，不在赘述。总之，晚清的广东革命运动与客家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清是客家民间组织人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此时客家组织出现了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从宗族组织发展到地缘组织。二是从经济互助组织发展到政治团体。三是从分散的小团体发展到人员集中的大团体。四是从反抗地方势力发展到目标指向清政府。五是从舆论宣传革命发展到武装起义。而且，这一时期的客家人组织与境外客属侨胞组织的联系更加密切。以后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客家组织加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以后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1参见韩志远：《客家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广东革命运动》，载丘权政主编：《客家与近代中国》第108—126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韩志远：《晚清广东客家移民探讨》，《赣南师范学院》2004年2期。

2孔永松：《略论明中叶以后客家的家族制的发展》，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3 三合会原宗旨为“反清复明”，郑士良出任首领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4李新、韩信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8页。

5《梅县辛亥五烈简介》，见《梅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版。

6参见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30页。

7 同上

8《陈留谢氏族谱》，见《宁化石壁》第34页。

9许云礁：《客家人在东南亚》，见谢佐芝主编：《世界客属人物大全》上册，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10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11小岛晋治：《太平天国与客家》，见《世界客属人物大全》崇文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93页。

12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二），第210页。

13史扶邻著、丘权政、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244页。

14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册，第508页。

15邱捷：《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6年版.第252页。

16王柄南：《试论客家在东南亚的贡献》，见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页。

17黄石华：《香港客家人士之贡献与成就》，见《中国客家民系研究》，第8页。

18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7—339页。

19 同上

20同上，第351页。

21《两广总督谭钟麟为镇压广州起义事附片》(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见《中山与广东一一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

22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1页。

23 Skinner. G.W.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p.35.1962。

24 谢清高、杨炳南：《海录》，咸丰辛亥刻本。

25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卷，第63页。

26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统计，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98—155页。

27《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47页载：“在预定的军事政变的前夕，在这个组织(兴中会)中注册的会员只有一百五十三名。这些人中，他们几乎全是广东人，其中差不多有半数(七十三名)是孙中山的同乡。”

28《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第224页。

29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70—71页。

30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30页。.

31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页

32冯自由：《革命逸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7年版，第5集，第118页。

33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版，第55页

34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4页。

35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160页、第172页。

36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37《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3页。

38仇汇编：《广东新军庚戌起义资料汇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4页。

39日本外务省情报部：《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引自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

40见《佗城开基客安家》，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