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罪恶的战争魔爪便伸进了弱小的邻国。此刻，是保持中立隔岸观火，还是伸张正义出兵相助？共和国的领袖们被推至紧急决断的艰难境地。毛泽东在烟雾里徘徊低吟，周恩来则奔走于异国他乡，频繁的电报，彻夜的交谈，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掂量……

出兵朝鲜，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多数同志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

1950年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朝鲜形势急转直下。

10月1日，初升的共和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的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信中说：“毛泽东同志:?……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应付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

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成员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议论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出言谨慎，他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说到，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现实，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

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议论一直到天明，毛泽东不时长吁短叹，最后他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

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