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在工厂里,我拿着工具,为老板打工；晚上,在宿舍里,我拿起笔,为自己的心灵打工。”这首出自农民工之手的诗歌不仅是其打工生涯的真实写照,也流露出作者在文学与精神上的追求。为了给广大农民工和关注农民工的文学爱好者打造一个挥洒文采的舞台,昨日,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手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社启动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赛,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

    除了奖金诱人之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还特意向发改局申请,推出了前所未有的破格入户奖励,大奖赛中被评为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可破格免试招调入户深圳。 

    “以农民工诗歌为载体,更能反映改革开放成就”

    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管林根看来,该局过去所做的各项工作,更多立足于本局职能,从就业、社保、工资、技能、维权等方面来关爱农民工,因此举办此次农民工诗歌大赛活动更注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关爱、人文关爱精神,这种关爱是深层次的、不断发展的,而且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

    “而且今年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农民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蓬勃生长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上亿规模的农民工,没有如此规模的农民工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因此,以农民工为着眼点,以农民工诗歌为载体,更能真实反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管林根说。

    据组委会介绍,此次诗歌大奖赛面向全国征稿,倡导“农民工写,写农民工”,尤其欢迎农民工身份的诗歌爱好者积极参与创作诗歌、歌词佳作。“农民工写”,身份限制为农民工,但题材是没有限制的；“写农民工”,题材限制为与农民工有关的,但创作者的身份是没有限制的。 

    评奖适当向农民工作者倾斜

    “写农民工”的大多为专业诗人或文艺界人士,他们的写作水平、文艺理论水平往往比普通农民工要高,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赛中脱颖而出,这样一来,会否有悖大赛的初衷,使得真正想要通过比赛赢得奖金,获得落户指标的农民工成为“陪衬”呢?

    “为确保比赛的公平和公正,评选以艺术水平为首要准则,不会在‘农民工写’和‘写农民工’划分不同的奖项指标。”《星星》诗刊副主编李自国说。而诗人刘虹则认为,此次诗歌大赛的初衷是为了激励农民工重视自己的文化生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大赛的主角是农民工,而他们明显在这种文学比赛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大赛作品的评审和评奖应该适当向农民工参赛选手倾斜。

    本报专访组委会成员畅谈改革开放以来“打工文学”在深发展情况 

    “农民工精神生活需更深层次关注” 

    《星星》诗刊副主编李自国: 

    奖金设置创新高

    记者:印象中,我国诗歌界有没有举办过类似以农民工为主题的诗歌大赛?

    李自国:没有。这是全国第一次瞄准农民工群体的诗歌大赛,对全国诗坛而言是开创性的,将会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从奖金上来看,这次比赛设置的奖金也是前所未有的,全国文学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奖金为1万元,这次比赛特等奖的奖金是2万元,而且前30名获奖者还可以落户深圳,这在以往是无法想象的,符合农民工的切身需求,体现了组织者对农民工的关爱。 

    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 

    深圳一直是“打工文学”的肥沃土壤

    记者: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选择在深圳这全国农民工最多的城市举行,有何特殊意义?

    杨宏海:打工诗歌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超过2亿的外出务工者,大多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打工大潮,浩浩荡荡,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美国《时代》周刊曾用“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来评述发生在中国的这种社会现象。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拥有最多外来农民工的城市,也是“打工文学”的发源地,这里有着农民工诗歌创作最为肥沃的土壤,在这里举办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大赛无疑是最合适的。农民工们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我国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主要力量,通过诗歌比赛,给他们开辟一个文学成才、诗歌成才的渠道,无疑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诗人吴夜: 

    接纳打工文学有助解决其“圈子化生存”困境

    记者:深圳曾被人称为“文化沙漠”,而“打工文学”偏偏是在这个城市诞生的,它能走到中国的主流文化系统里面去吗?

    吴夜: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先生最早提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20多年以来,打工文学经过众多打工作家群体的不断努力,已经形成一个系统的原生态文学形态,打工文学创作群体的不断扩大,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被主流文学所接受。作为深圳一个打工者,一个在场的写作者,我亲身经历并能深刻体会到这种接纳、交流、融合所产生的变化以及它的深远意义。

    中国主流文化对打工文学有过两次大的举措。一是12位打工作家在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他们的文学作品,并领取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发的“入馆收藏证书”。有评论界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记载草根劳动者“心灵呼喊”的打工文学作品,终于庄严走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高殿堂,与主流文化进行了一次“热情拥抱”。二是2007年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获得了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体现了国家对打工文学的关注。

    我觉得主流文学对打工文学的接纳,有助于解决打工文学“圈子化生存”的困境,给众多打工创作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学创作空间和平台,使他们的写作能有更肥厚的文化土壤。

    农民工诗人郑小琼: 

    打工诗歌是农民工群体内心的精神缩影

    记者:“打工文学”、“打工诗歌”往往面临夹缝中生存的困境,你在创作中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是什么支持你走下去呢?

    郑小琼:在我国还没有解决农民工身份属性、地位属性等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的很多权利被虚置起来。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中“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夹层处境之下,他们的双重身份使其从内心上产生了对城乡两个社会的文化意识与精神意识的剥离感,打工诗歌便是在这种境况下农民工群体内心的精神缩影,它充满了对工业文明的眺望与憧憬,对繁荣的都市文明的向往,也充满对中国工业时代在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健全的部分的反思。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缩影,作为打工文学发轫之地,无论是谢湘南的诗歌还是王十月的小说中都见证了生活在深圳这个城市的农民工的喜乐哀愁,苦难,挣扎,希望,追求。作为在与深圳相邻的东莞工作的一个农民工,对于农民工文化的贫困造成的精神的贫乏我深有感受。

    近年来,政府在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方面有所重视,比如我所在的城市东莞开展了向农民工送文化、送电影等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活动,受到不少农民工欢迎。对于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但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作为农民工本身来说,我认为需要更深层次关注这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多的人关注到农民工本身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农民工的内心中去,要把以前作为送文化活动一种农民工被动性接受的救济文化逐步转化为农民工群体中积极参与主动性地融入文化活动。

    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开展这个活动,我认为更多是政府部门开始关注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并且纳入到国家管理系统的开始,希望这样的活动多举办,作为一个农民工身份的写作者,我也希望大家写出属于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转型期的农民工内心镜像的作品。 

    参赛细则 

    评委阵容

    为了确保评审公开公平公正,所有参赛诗歌将采取匿名评审的方式,大会邀请了《星星》诗刊主编梁平,《诗刊》杂志主编叶延滨,《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诗选刊》主编郁葱,著名评论家、中山大学博导谢有顺,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杨宏海,著名的农民工诗人安子和郑小琼等人担任评委,充分保证作品质量。 

    交稿方式

    相关作品征集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止,参赛者可以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星星》诗刊社投稿。编辑部对所有参赛稿件都将进行详细登记,一边征稿,一边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初评工作将由《星星》诗刊编辑部完成,从参赛作品中遴选出150件优秀作品,再交给最后的终评委评定,评出各个等级奖,奖项不空缺。 

    奖项设置

    大赛设特等奖1名,奖励2万元；一等奖2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5名,奖金3000元；三等奖22名,奖金2000元；优秀奖100名,奖《星星》诗刊及获奖证书等奖品。总奖金折合人民币超过10万元,其中特定奖2万元,也是国内诗歌征文奖金中最高之一。组委会还承诺,以上奖项不空缺,对参赛作者不收取任何参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