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未来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中国问题上，布什时代开始形成一个正确的方向

2009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将正式结束白宫的使命。从2001年1月20日至今，作为连任两届的美国总统，在布什乏善可陈的外交遗产中，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也难得地得到美国各方的普遍认可。

走过中美关系的最低点

8年前，布什上台伊始，即全盘否定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公开表示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太软弱，应当增加强硬的成分，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因此，“布什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局的基调就不好，”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倪峰对《瞭望》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说。两个月后的4月1日，发生了南海美国飞机撞击中国飞机的事件。事发后，中国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4月2日，美国要求中方归还美军飞机，但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只字未提。

4月3日，中国要求美方道歉。然而，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无意道歉。

中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要求，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这是冷战结束以来，或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最低点，关系非常紧张，”倪峰说。

之后不久，布什在接受一次电视采访时公开说，美国将尽力协助台湾自卫。倪峰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之前美国的台湾政策是模糊的，而此话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明确说要保卫台湾，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之后又宣布要大规模向台湾军售，同时还有提升美台关系的一些行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在接受《瞭望》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采访时持同样的观点。倪峰回顾当时的感受时说：“我们这些做美国研究的人，觉得几乎到了一个无望的程度。”这种状况到当年鲍威尔访华时才有所改善。2001年7月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访华，这是布什新政府执政以来访华的最高层美国官员。会谈中，对于中美关系中的最核心问题——台湾问题，中方重申希望美方严格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鲍威尔亦承诺，布什政府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根据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来对待台湾问题。此次访问是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新的契机和转折点，“使中美关系在一种低位上保持稳定，把中美关系从失控的状态中拉回来了，”倪峰分析说。

“9·11”后中美关系出现拐点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罕见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成为中美关系的拐点。

“‘9·11’事件之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主要大国，如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其主要的威胁；‘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出现重大转变，把反恐和防止核扩散，防止恐怖主义获得核武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学成对《瞭望》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周刊说。“9·11”事件发生后，中国首先表示反对恐怖主义，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即致电布什表示慰问。“9·11”事件使美国认识到他们的敌人是恐怖主义，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而且，反恐和防止核扩散需要跟大国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恐怖主义是共同的敌人。于是，中美在反恐问题上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布什在“9·11”后的第一次出访，便是到中国参加APEC会议。

2002年2月21日，布什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这一天正好是中美发表联合公报30周年纪念日。

这一年的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布什邀请江主席去他的私人农场做客。

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一年左右时间内的第三次会晤。

这一切为后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但在时殷弘看来，这段时间中美关系还是有重大问题的，特别是布什坚持反对把东突定为恐怖主义，而且就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在中国的领土上，含沙射影地公开说，美国反对借反恐名义来迫害少数民族。2002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访美，把1997年以来的美台军事合作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这显然触碰了中国的底线，触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结束以后，布什仍继续扬言要协防台湾，加强美台军事关系。“‘9·11’事件以后，中美关系在具备未来有一部分合作基础以后，仍然有严重紧张的成分，”时殷弘分析说。出乎意料的是，2002年夏末秋初，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中美关系快速改善，“现在看起来觉得很突然”，时殷弘说，美国宣布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是美国在中国关键问题上的退让。同时，中国接连颁布三个管制条例：8月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10月的《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和《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美国非常满意。显而易见，双方都对对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作出了呼应。与之前“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同，中共十六大确立了新的对外战略方向，强调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可以说，从‘9·11’事件到中共十六大一年的时间里，中美双方经历了原则问题的合作，也经历了重大紧张，最后对对方的核心关切作出了鲜明的呼应，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善，”时殷弘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