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新的名词出现，惯于逻辑思维的人们总会问问这个东西是真实抑或虚伪，它对我们思想或实践的意义何在？同样，当“新粤商”、“新浙商”、“新鲁商”等词汇高频地占据着众多经济类报纸和杂志的大幅版面时，我们会又一次严肃起来，去破解其中涵义：它们是按照地域还是依据籍贯划分？这些词是更侧重商业还是更强调商人？哪里算“新”的滥觞？它们包含的文化认同感又怎样体现？然而，如果将这些问题拉到镜头远角，或许我们会发现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概念而斤斤计较，要付出太多成本。在这个不太严肃的时代，或许媚俗更是常态。

且不论“新鲁商”的出现是阔绰有余的商贾借媒体之笔墨炒作的噱头，还是媒体自个儿整出的花哨什子，我们只是用最原始的目光注视土生土长在齐鲁之域的商人本色与其营造的商业气氛，并希冀于观察中收获零星启示。

追溯齐鲁商史，可以更清楚地感受这个古韵悠悠的商邦兴衰转迭的嬗变。孔子的义利观出现之前，以术致道的管仲献计桓公，将齐国改为“股份制”，显示了最早的商人智慧；范蠡泛舟到齐，戮力勤作，居家至千金，子贡于曹、鲁间商通财达，这令无数后人渴望创出自己的“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怀揣着孔孟的“义”、“信”理念与闪烁着商道的灵变睿智并不悖谬，真正可怕的是权力的威胁扼住通往自由之路的喉结，而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宣示。从此，“重农抑商”的思想瘟疫般疯长，现在依然隐隐是鲁人的伤疤；之后几个朝代的鲁商留下的只是短暂的丰饶记忆；直到明清，才又在周村出现了富庶之景，自然地会想到陈启垣、孟洛川的纺织印染，想到瑞蚨祥的百年老号，或许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企业家精神的影子，从他们那里可以领悟到今日企业的常青秘籍。可惜民族的灾难绝非一方商贾所能抗争，面对战争的浩劫，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具有强烈恋土情结的近代巨商，只能望着现实的疮痍，喟叹曾经的昌隆。

春来鹅毛起，当把视线从历史移回现实，无论如何，每一个目前活跃着的企业家，都应该感谢改革的润泽之雨带来开放与自由的新市场。那么新时代的鲁商，新时代的齐鲁商业又是沿着怎样的轨迹在前进？话落至此，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聚焦到张瑞敏、黄鸣、季缃绮等人身上。的确，在任何时期，成功人物总是有巨大的影响力与代表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领着期盼成功的人们，给他们以鼓励与信念。但是想真切体察“鲁商”的意味，仅从些许成功的企业家或企业那里得到是绝对不够的，甚至是苍白无力的。因为但凡成功，即使行业不同地域有别，却都是较早地经历了市场格局的洗牌，企业制度的蜕变，他们的共性反而更加突出。

所以，纯正的鲁商气息应该去民间寻觅。散布在山东各地庸庸碌碌的小老板、小经理，这些人，作为个体无关宏旨，但当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扑面而来时，却决定了这个地方能否市繁业盛。看一看他们如何经营自己的行当，如何搭筑一小块商业脉络，如何为了一点机会而拼力争取，要比讨论他们是否怀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大略，是否对市场经济有着无法遏止的责任感，是否具备商人应有的道德自觉更有意义。

毫不谦虚地讲，山东商人理应是中华商人乃至东亚商人的代表。他们是最好地继承孔孟思想的商人，而孔孟思想，自古至今一直是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东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坐标。

山东商人大气。他们喜做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手笔，从商也不自觉地追求沙场鏖战中的英雄气魄，因此他们并不缺乏树绩立业的大志。然而当齐鲁文化与商业文明狭路相逢时，大刀阔斧的前提是做到寂寞中安于静守，并于冷静处审时度势。这种“于高天外看春秋”的清醒或许正是鲁商们缺乏的品质。希望当他们以一种傲视群雄的姿态驰骋商场时，能于耳畔听到“财富就在一码之内”的古老谚语，并发现藏于细谨的商业宝石。

山东商人勤奋。先辈勇敢闯关东，现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张瑞敏、郭连海、张永舵等，还是千千万万个打拼中的鲁商，都彰显了山东人吃苦耐劳的品格。天道酬勤、吃苦为上，是山东商人的理念，这自然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微言大义不谋而合。然而，苦干的精神在带给山东人成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山东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苦干和巧干在逻辑上并不矛盾，但是在强调执行力的时候往往会在创造力上落后。鲍莫尔认为：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家能否把聪敏才智贡献给创新。山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稍逊于苏浙粤等地，勤苦有余，灵巧不足应是原因之一。因而，鲁商们应该在踏实迈步的同时，多用一点精力去思考通往终点的路上是不是有捷径可以选择。正如前面提到，若以猛夫之鲁莽之于商业，即便如蜂蚁不知倦怠，也已偏离商道之向万里矣！

山东商人守信重义。鲁商骨子里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厚信笃诚是他们事业通达的筹码，另一方面重义轻利又是他们难以有所大为的桎梏。如今，讲诚信已是想成长久之业的世商都懂得并身体力行的商业规则，鲁商也不能因此认为占据了太多的竞争优势。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自由，商无善买的杂色年代渐行渐远，自利的企业反而会更加懂得“唯天下至诚，才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深刻涵义，更加坚定地秉持信义之则，恪守商业道德的隐形约束，从而最终湮灭尔虞我诈的市侩哲学。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三点反映了鲁商的碧玉微瑕，那么，鲁商与政治的微妙关系则成为牵制其健康发展的软肋。所谓关系的微妙，即他们穷困时恶官甚极，劫富济贫的冲动于民间随处可闻可见，而一旦飞黄腾达，又燃起近官亲政的官僚气焰，走向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这种袖里乾坤的颠倒，或许是因为他们只相信行政的权杖才是捍卫金山的惟一法宝，或许这正源于鲁商始终畏惧权贵的绝望感与宿命心理。由此，理想中心存高远与现实里小富即安的矛盾反差，清晰地折射出鲁人为商的不彻底性。因此，抛给今日鲁商的诘问是：身处多元、开放的竞争市场，如何既保有商道传统烙于心间的印迹，又能够用更加开化的思路探寻新的商业环境对企业的要求，用敏锐的嗅觉感受市场竞争产生的微妙力量，以平和的心态适应规范的制度、标准的法律。

最后，需要再次絮叨：在向着小政府大市场改革的途中，在我们的商人孜孜求索“取势、明道、优术”韬略的同时，社会能够为他们献上的绵薄之力莫过于平等的机会。在向民主经济转型过程中，惟有宽松的环境能使商人们施出全力，汲取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精髓，借鉴现代的商业理念，在继承中创新。当我们的企业家精神能自恰于浩浩市场的广阔空间时，我们的商邦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寓富于民的强大。（作者王蔚系山东财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