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省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向记者谈起如今苏商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已远远落后于浙商时颇为感慨：苏商离土不离乡，只想着一个产业做到底，在一个地方做大做好；而浙商敢于冒险，赚暴利，成功后，喜欢到外省发展，结果是做大做强。

沈文荣的话多少反映了当前苏商面临的难堪境地：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苏商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领先于全国，并创立了“离土不离乡”的兴办乡镇企业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兴起于“离土”，领先于“离土”的苏商，却因一味固守“不离乡”，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如今已明显落后于浙商。

苏商和浙商较劲２０年

在全国众多商帮中，同处长三角的苏商和浙商彼此最为较劲。不仅学术界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的争论持续了近２０年，就连苏商和浙商也很较真，经常会拿自己与对方作一番比较，好像非要分出一个高低胜负。

上世纪８０年代，“苏南模式”异军突起。当时，苏锡常农村依靠紧邻上海等大城市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传统，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１９８６年时曾对苏南模式给予肯定：“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进入９０年代后，与“苏南模式”同时起步的“温州模式”受到关注。中共十五大以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终于大红大紫。而苏南模式则进入调整期，外向型、结构调整、产权改革和城市化相继赋予苏南模式以新的内涵。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虽然这种较劲仍在进行，但胜负已然明了，苏商落后于浙商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翻开“２００４年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５０位浙商占了７席,而苏商中排名最前的雨润集团董事长祝义才仅列第４１位。近年来，浙商锐意开拓，仅浙东一带就约有３５０万人在海内外经商。浙商屡有像组建成立浙商银行、参与宁波跨海大桥建设之类的惊人之笔。相比之下，苏商缺乏创业激情，画地为牢，今日苏南腹地，反而成了台商和浙商的天下。目前苏锡常三地前五位产业完全一样，产业结构的同构现象，使得苏南先后发生了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钢铁大战。

“不离乡”害了苏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苏商的落后？很多经济学者认为，是“苏南模式”自身弊端如产权不够明晰、封闭式经济等原因阻碍了苏商的发展。

不过，前不久在无锡举行的第二届“苏商高层论坛”上，苏商长久以来固守的本土情结与浙商“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发生了碰撞，立即遭到了与会经济学者和苏商的诟病，大家认为，正是苏商“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就了苏商，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害了苏商。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认为，苏商的“本土情结”太过浓厚，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自己所在地为中心划一个圈，只在这个圈内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成长空间，错失了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

南京国鸿集团董事长陈奕熙说：“苏商缺乏合作精神，大都单打独斗，宁可独吞一条狗，不愿合吞一头牛。”陈奕熙毫不掩饰地对浙商开拓精神的赞赏：“浙商，四海为家积极开拓，只要有一个浙商到一个新地方开辟了新市场，亲戚朋友很快就会跟过来，对当地商人逐渐形成包围之势，慢慢地当地市场就被浙商占领了。”

“苏商遇到困难，更多地依赖政府和政策，考虑的是政府允许不允许，如果政府不同意，就干不了。浙商首先考虑市场，考虑发展和创新，即便政府不同意，也敢于冲破体制束缚，在发展中谋求政府改变决策。”江苏省中油泰富石油集团的胡玉兴感叹，“而浙商是有小钱当小老板，有大钱当大老板，没有钱借钱当老板，借不到钱梦想当老板。”

城市化：苏商迎头赶上的契机

有识之士认为，新苏商要找回业已失去优势，必须抓住“城市化”这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结，竞合争道，才能走出发展瓶颈。

２０多年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已使１．５亿到２亿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非农产业，收入得以提高，市场得以扩大。但是，这种以劳动者离土不离乡为特征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也造成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工业化水平远高于城市化水平。目前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与城市化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相比，高出约２０个百分点。

成志明教授认为，苏商首先要改变离土不离乡的传统，坚定地“走出去”，要改变苏商以往单兵作战相互间的合作甚少，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心理，学习浙商群起而动，抱成团、集成块，提高竞争力。

同时，苏商也须认识到，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和政府运作的规范化、透明化，政策机会将越来越少，并且政策机会获取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如果自己的资源和能力依然建立在政策基础上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