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毛泽东之后，改革和开放顺理成章。其基本理由有三：第一，对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强调，超越了物质生产和生活的现实需要，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必然向发展生产力回归；第二，与之相联系，跃进式、高度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效，必然要求停止依靠行政命令的生产方式，转而启用市场机制；第三，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国际关系从意识形态对垒中走出，中国转向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认同西方国家早先倡导的“现代化”的某些合理性。因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邓小平的文化战略乃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模式。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在给北京景山中学题词中，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具体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灵魂。如果着眼“现代化”的涵义，我们可以称这种文化建设思想为“文化转型”战略，这种文化转型战略的现代化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依靠科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发展科学技术摆在了文化建设的首要位置，并且尊重和重用现代性知识分子。

邓小平对治国方略多次进行逻辑展示，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生产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马克思讲过科技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将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现代社会是合理性张扬的社会，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依靠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中国。他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这就为科教兴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现代性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他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邓小平重新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属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属性，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就是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 邓小平大力倡导知识分子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呼吁：“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党的十二大明确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列为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三支基本力量，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宪法规定，“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从此标志着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在邓小平的亲自指示下，中国开始从政策机制上重用知识分子建设现代化国家。

第二，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置于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有一个富有启发的研究成果：与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思想的转变，是社会跃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而问题在于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社会改革的附属产品或结果，它同客观环境和制度相互作用着共同产生了社会变革，而且，在大的急促的社会改变后，还特别需要有人的心理和态度的长久支持来巩固社会的改变。

邓小平的文化战略核心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按照他的提法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邓小平把这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工程，称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体落实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首要是加强思想建设，其中最主要的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就现阶段而言，这一理想不仅指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而且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以为人民服务为人生观核心，以爱国主义为民族精神支柱，以集体主义为价值观准则，以社会主义为政治觉悟，这样的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结合的道德伦理建设。

加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的现代化文化战略特点。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就提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 从而把发展教育以及科技作为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和全局性问题对待，置之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先导性地位，并且果断地恢复了高考制度，使青年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奋斗，通过获得了晋身之阶。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思想道德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对于现代性的国民培养而言，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德性修养，教育科学文化建设重在知性训练。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是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在理论上也就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战略。它属于文化现代化范畴，它的实施势必意味中国文化的现代型变。

可是，由于在现实实践层面上要向西方发达的国家学习，如果忘记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很容易出现“全盘西化”的倾向。而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其学理前提正是宣扬“全盘西化”的普适文化主义。 作为一种现代性文化转型，社会现代化具有普适性和全球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经典现代化理论又具有消解文明多样性和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消极影响。这是文化现代化潮流中潜藏着一股暗流，抵制和反对这股暗流，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应有之意。中国共产党的一二代领导人对此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当中共八大和三届人大提出国家现代化建设方略时，内涵讲得很明白，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更是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郑重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全盘西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给予回击。他指出：“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脑子里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的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抵制“全盘西化”的思潮。他告诫人们：“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盘西化论最终显现出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颜色的面目，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邓小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坚决予以回击，还总结教训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