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 

———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访谈录(下)

“最关键的是，重庆现在做的事对全国都是有推广意义的。如果重庆仅仅把过去在沿海地区做了十年二十年的模式搬过来在重庆实施，那就毫无重大意义而言。但如果我们结合重庆的实际，做对全国有现实推广意义的大事，而这种事又是沿海地区过去二十年没有干过的，对今后二十年的中国有意义的，那就是改革开放中的新的大事。我们不是在抄沿海(地区)，我们现在做的，正是沿海(地区)从未做过的事。”黄奇帆直视着《经济参考报》记者，不急不缓地说。

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

●我去年2月9号去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

●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经济参考报》：我国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头在外”，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似乎有所不同。

黄奇帆：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转变发展模式的事情。沿海城市30年的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大事项就是加工贸易，从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长期沿用原料和销售在国外，加工在国内这一类两头在外的项目。一直到新世纪这20年间，“两头在外”的模式为沿海地区创造了差不多1.5亿个就业岗位。加工贸易带来的账单是1.2万亿美元，08年全国的进出口量是2.4万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0%。

我国加工贸易的99%或者说全部都在沿海地区，07年的时候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开始发生了。因为油、电、煤运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大家也在说内陆要西部开发，所以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应该转移到内陆。但实际上细细想一下，如果一直沿用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模式，零部件从全世界或者东南亚运到沿重庆、武汉，无疑要加上1000多公里、2000多公里的水路、公路、铁路和航运航空运输的距离。这2000公里的航空运输距离带来的物流成本会完全抵消内陆所有劳动力成本低、煤运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

所以内陆真的要搞加工贸易的话就得创新，我们的创新就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以笔记本电脑的加工为例，如果电脑的各种零部件原材料80%都能在重庆城里生产出来，那么从零部件运到整机厂，就是从一个城市的这个区到那个区的运输，比东南亚运到沿海还要近，在这个意义上就能一下子跳出两头在外的模式，就能大幅降低上面提到的物流成本。

《经济参考报》：怎么让零部件商跑到你这儿来呢？我看到重庆引进了惠普、富士康等IT企业。

黄奇帆：这里有一个鸡和蛋的关系。如果有一个总装厂在重庆，那么零部件厂就会过来，反过来零部件厂在重庆，总装厂看到物流成本的优势，它也会过来。

此外还有一个综合规模问题。全球有2亿台电脑的产量，如果有1亿台电脑放在了重庆，这个时候零部件厂就会过来。

《经济参考报》：金融危机里，您找到了笔记本电脑的商机。

黄奇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抓住危机当中高科技带来的机遇。笔记本电脑恰恰是高科技领域产生的新的机遇。为什么笔记本电脑会多呢？是因为无线上网技术出来了，手机能够无线上网，是传统的第二代手机多媒体的转型。现在的多媒体信息，都能够在无线网上传输。每个人把手机当电脑，电脑当手机，笔记本电脑手机化了。手机人人有一个，一年要生产7亿台。笔记本电脑本来当桌上的东西，如果可以无线上网的话，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所以这个量也就大了。

《经济参考报》：所以您第一步先和惠普谈，再和台湾的代工厂和零部件厂商谈？

黄奇帆：惠普是世界级的电脑公司，全世界在08年1 .6亿 台 电 脑 生 产 量 ， 惠 普 占了30%，也就是说有5000万台。09年年初惠普正在筹划增产问题，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会受到销售量下降的冲击，唯独笔记本电脑因为技术进度不降反升，三至四年会翻一番，也就是说大约2012年会达到3.2亿台。这新增的1.6亿台产能是继续放在中国沿海，还是放到哪儿？惠普也正在找一个地方能扩大其产能，如果他们用老思路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继续搞两头在外的加工，原来在上海有5000万产能的就继续在上海加单子下去，加到8000万台。但是毕竟上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日益趋高，在这个时机上如果有一个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比上海还低的地方他就会心动。

2009年年初我们就找到惠普谈，当时对方认为我们的物流成本高，要我们补贴。我们就把这个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模式抛出来，让他知道我们的物流成本只会比沿海城市低。同时和惠普说，如果你只搞几百万台的订单在重庆的话，零部件厂商是不会过来的。但如果惠普和重庆下4000万的订单，那零部件厂商一定也会过来。集群效应就会产生。

整机加工从来都是台湾干的。世界级的整机厂商、代工厂都在台湾，所以跟惠普谈好以后，我去年2月9号就去了台湾拜访郭台铭。我进他的会议室不到三分钟，一个开场白就把他给挑起来了，我告诉他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理由是重庆要办理整机一体化。富士康是全世界笔记本电脑最大的零部件制造商，你们在沿海地区一年造了5000万台笔记本的零部件，但没有造一台整机。重庆现在手中有惠普的4000万台订单，如果拿1500万给你，那富士康就到重庆可以做整机。但我要求你把在沿海做的零部件一股脑儿都带到重庆去加工，因为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也比沿海做零部件的成本低。郭台铭当场就和我一拍即合。

招商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求着企业的行为，而是一个互惠的概念。去年8月10日重庆这边和惠普签约，那边就跟富士康签约，9月10号就开工。12月26号，我又开始和英业达讨论，当天就签约，然后1月26号英业达就开工。然后1月18号跟台湾广达签约。惠普效应的结果就是，一个惠普加三个世界级的台湾电脑加工厂商在这里，形成了4000万台加工的一个生产线。

4000万台差不多就是2000多亿的销售值，他们的零部件如果做80%，也有1600亿的销售值，所以一些小的零部件厂商就跟着来了。这些零部件厂商不是重庆政府出面去招商，而是富士康、广达等利用其产业影响聚拢起来的。等于是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他们在帮我忙活，我只是下命令，所有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里的区县，你做100，他做100，重庆就出现了你追我赶的局面。

你追我赶的场面甚至还出现在加工商身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这三个竞争对手，现在被我拉到一个桌子上吃饭。如果某一家手长脚快，那么次年新增的6000万台产能就会落到他手里，其他两家就会吃亏，所以他们三家也是你追我赶。

《经济参考报》：这三家代工厂解决了不少就业岗位吧？

黄奇帆：他们一下子干出几千亿的产值来，需要20万员工。这三家企业，每个企业今年都要先招1万人，招来以后，就到上海、昆山等他们原先沿海的企业去培训，到下半年年底，这1万人就变成班长了，明年每个人带8个人、10个人，20万人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产业链。

《经济参考报》：您把这个模式称为垂直整合？

黄奇帆：用学术上的话，过去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叫水平分工，现在我们是用垂直整合的方式，改变了水平分工。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就是讲大公司做研发设计，代工厂在沿海搞了几个加工基地，然后第三类公司在全球做零部件，然后用物流、用运输、用现代通信的办法下单。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可以共做一个产品。一个上海货，有些部件可能是巴西的，有些部件是印度的，有些部件是东南亚的，任何一个产品的加工，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为一个产品做供应。

原油成本10美元一桶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当原油变成100美元一桶的时候，世界就变得不平了。太过仰仗物流运输是极大的能源浪费。我认为，现在的世界谁拥有零部件加整机一体化基地，谁就站在世界供应的高地上。

重庆就搞了这么一个高地，我们搞了一个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到整机一体化的这样一个基地。在这个意义上，这件事不仅仅是改变了内陆，甚至改变了世界30年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这件事不是光靠我们，我们设计的方案得到了跨国公司的呼应，又得到了台湾代工厂的响应，就运转起来了。

我把去年的决策称之为共振。是垂直整合模式的思维和跨国公司、三大台商形成的一种共振；今年我们要决战供应链，决战零部件。去年决战1+3，决战惠普和三大台湾龙头加工企业的到位；今年是要把这三个台商零部件的供应链真正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