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由头：继“富二代”集体炫富、横行不法饱受舆论指责之后，中国“官二代”子承父业、扎堆做官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我国，“仇官”的社会心态自古有之，产生的原因除吏治的腐败外，还受传统君臣文化思想的影响。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仇官”的社会心态一度得到了有效校正，但是，产生“仇官”心态的文化及制度基础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官二代”现象和社会上一定程度存在的“仇官”心态，我们约请知名专家进行了深入分析。

只有当“官二代”的成长，成为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或官场形态的时候，它才会触及社会最敏感的政治神经，并饱受舆论的指责

改革开放后我国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社会上一定程度地断章取义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两个发展理念后，使扩大了的贫富差距和官员的特权以一种近乎合理的姿态保持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断挑战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现代社会平等的人际关系法则。

“官二代”之所以成为网络新词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除了折射出一种“仇官”的社会心态外，更反映出改革开放后，我国分配制度、就业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安排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没有执行、没有处理好的深层次问题。

二次分配不能逆向调节

过去，在我国分配制度中， “重生产、轻民生”的倾向长期存在。如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逐年降低，据原劳动保障部研究机构调研显示：从1995年到2005年，政府和企业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上升6.6和3.2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9.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总额中的比重也出现下降。据中国社科院有关研究显示：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同期企业所得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在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长期将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保障项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从全社会的角度通盘考虑建立本应覆盖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保障体系，致使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人群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调节的情况。1978年到2003年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总额增加22倍，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却增加88倍多。

我国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而美国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却占75%。由于我国第三次分配格局还没有形成，致使通过第三次分配解决特定人群的经济困难问题暂时还难以实现。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的100多家慈善机构，所掌握的资金总额还不到GDP的0.5%。由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慈善事业的法律制度缺失、慈善组织缺乏独立性、经费来源严重不足，制约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