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典型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目前，中国的个别商人家族，亦想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

这种官商交织现象值得警惕。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目前，部分官员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