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急需法制保障

“总的来说，杭州车改迈出了突破性一步，不仅能减轻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杨建华首先对车改表示肯定。

就目前而言，至少是能够探清公车行政支出的底了。浙江省委党校张教授认为，一辆公车的开销究竟有多少难以掌握的原因是维修费、过路费是无底洞。即使局长级2600元，一个局也只有一个，整个局的财政支出是清晰可见的。

三墩镇党委副书记倪炜告诉记者，三墩镇2002年累计为机关工作人员发放交通补贴20.6万元，与2001年机关车辆交通费的支出相比，节约资金50万元，财政支出同比下降70%。

“办公事要自掏腰包。公务员会不会因此对于可去可不去的工作，选择不去，导致电话办公、行政效率下降的现象。”杭州市财政局一位老干部对记者表示他的担心，更重要的是现在领导真愿意打车、骑免费单车去企业、下属单位办公吗？如果企业、下属单位派专车来去接送，不但增加企业、下属单位的负担，而且车贴的作用如何发挥？

几乎在车改的同时，杭州市纪委便制定下发了有关纪律，规定车改人员不准以任何名义向其他部门、下属单位、企业或者自身职权范围的服务对象(企业或个人)无偿借用交通工具、司机和报销私车开支、雇佣司机的费用及交通费用；不准收受索要下属或其他单位和服务对象的油票或油料、压价维修私车；不准将公务用车补贴用于与公车出行无关的消费，不得将车贴转借他人使用……

“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纪律就会沦为花架子。”杨建华认为，车改刚刚施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让相应的监督措施落地。首先车改前后的财政账目应该公开，车改前，财政支出是多少，车改后，又能节约多少经费，都应该向社会公开，发现问题，一查到底，“防止车改成为干部的变相福利。”

他认为，可以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办法，请出利益相关人和公众一起讨论确定改革方案，毕竟地方财政的使用，涉及纳税人的切身利益。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夏立安教授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车改实质上是剥离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除公众参与外，更需要刚性制度的推动，“公车私用，一万个‘严禁’不如一个‘入刑’。”

因此他呼吁加快公务用车立法进程，“要明确最低限度保留公务用车的范围、使用规范、公车腐败的处罚措施等；同时保障群众和社会舆论对政府机关公务用车的知情权、监督权。”只有走法制化路线，才是公车改革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