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方式花样翻新

调虎离山式：大部分贪官在出逃前，就已作好出逃准备。他们事先把亲属安排到国外定居，一旦感觉自己的腐败问题可能被发现，就立即藉机潜逃国外。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就是典型。早在案发前，蒋基芳就安排妻子和子女定居美国。

暗渡陈仓式：部分贪官利用本单位或自己的关系，在国外开设分公司，然后把国内资金悄悄转移到国外分公司，自己一般经常往来于国内公司与国外分公司之间。一旦自己的腐败问题被发现，就待在国外不回来。原河南豫港公司原董事长程三昌就是典型。河南豫港公司是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程早前就利用关系，在新西兰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并暗地转移资产，自己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由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程便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

顺手牵羊式：部分贪官在与国外的企业或公司打交道时，往往蓄意与这些企业或公司建立非业务关系的其他亲密关系，然后利用这层关系把亲属转移出境。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就是典型。出逃前，“顺便”利用业务关系，先是在美国为自己建立不错的生意关系，接着让妻子和儿子打理那里的生意，并获得了美国绿卡。认为条件成熟，董便于1995年逃往美国。

金蝉脱壳式：部分贪官办理了很多假身份证，然后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通过旅行团出境转逃第三国或者偷渡到第三国。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是典型。杨及全家出境时，所用证件全部身份不明。她早就拥有美国绿卡，但卡上姓名非她真名。也就是说，一旦她逃到国外，不仅没有海关记录，而且还可以堂而皇之易名而居，过上“安全”生活。

声东击西式：部分贪官为掩人耳目，常常采用声东击西的伎俩，在打算外逃时，刻意掩饰自己的去向，给别人一种自己没有任何异常举动的假象。原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就是典型。案发前，谢炳峰、麦容辉为了不让他人知道其外逃意向，出逃当天还正常上班。案发后，携带巨额现金，辗转东南亚各地。

假途伐虢式：部分贪官事先在国外安排好了出逃地，但为了出逃时不被发觉出逃地，往往不是直接逃到目的国，而是辗转几个国家，最后才到达出逃目的国。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童言白就是典型。早在几年前，童安排妻子孩子移民到了澳大利亚。2004年1月2日，童从深圳口岸出境，先到达香港，随后转道菲律宾，最后转道澳大利亚，与早已移民的妻子、孩子会合，整个逃亡之旅可谓假途伐虢，费尽心机。

贪官外逃，最爱逃向哪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这是贪官外逃的真实写照。国内以及某些外派机构的官员腐败犯罪后，为逃避打击，往往携巨款潜逃海外，其去向大体有四类：

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蒙古、俄罗斯等。这些国家是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较低的出逃人员的首选，但其风险也较大。因为中国与邻国合作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贪官外逃方面配合相当紧密。所以，这些地方往往成为贪官们再次转移的跳板。如谢炳峰与麦容辉、郑治新与李寿云等。

非洲、拉美、东欧等一些国家，如突尼斯、厄瓜多尔、匈牙利等。这些国家是那些办不到直接去西方大国证件官员外逃的跳板，一有机会便会过渡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如周长青、陈安民等。

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这些是案值大、身份高的官员的主要目的地。对于那些曾在国内拥有显赫地位的官员来说，上述两种地方是他们所不屑的。他们看中的是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容易接纳外来者。如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也很容易拿到该国绿卡。逃往上述国家的贪官占了很大比例，如：中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许超凡，云南旅游集团公司原董事长罗庆昌，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云南省证券公司原总经理陆海莺等。

相当多的外逃官员通过中国香港或新加坡中转，利用香港或新加坡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民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实行“落地签”的便利，再逃到其它国家。如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逃到美国的。(王明高)

(作者为《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