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抚顺宣布，提前释放关押在中国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图为三人在裁定书回执上签字。资料图

1956年—1964年

中国释放全部日本战俘：外交大环境下的特殊决定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宽恕之花”在中日之间遍地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冬发自北京 “1939年，我进入在哈尔滨的731部队，那一年我刚15岁。我参与了培养和制造细菌的行动，也参加了对中国人活体解剖的过程，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2007年的一个冬日，战后已经多次来中国谢罪的筱冢良雄再次来到辽宁。陪同这位84岁老人的，还有23名日本友人。筱冢良雄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再次忏悔自己的罪行，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容与人道。“中国人民却宽恕了我们，促使我们良心发现反省罪行，让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自1956年起，包括筱冢良雄在内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中国政府释放。

改造：把杀人恶魔变成“人”

“战犯也是人，要尊重他们的人格。”1950年6月，周恩来总理指示抚顺战俘管理所，要把这些日本战俘由“鬼”变成人。在押的1109名战俘犯下了各种战争罪行，根据管理所的调查统计，这些战犯曾参与杀害过94.9万名中国同胞。筱冢良雄就是这些战俘中的一员。

这是一群军国主义武装起来的战争机器，改造他们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管理所对待战犯非常好，20人一间房子，冬天有暖气，饮食也很好，日常生活非常规律，还可以锻炼身体。”筱冢良雄对在抚顺的岁月记忆犹新。

尽管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当时卷入朝鲜战争，经济非常困难，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对战俘实行强制劳动，而是投资了近400亿元(折合现在人民币400万元)，维修抚顺战俘管理所监舍，购置锅炉，加大玻璃窗，保证监舍采光量。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医务室和露天舞台等。

中国人民以其特有的宽容和善良感化了这些战争机器。

“一开始，他们觉得中国人迟早要杀他们，就像他们虐杀中国俘虏那样。可是非但让他们活着，还给予人道的待遇。他们每天吃三顿白米饭，中国的管理员一天吃两顿高粱米。”2000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第二任所长金源在日本老兵组织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访华团座谈会上透露，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放下武器，坦白认罪，一个不杀。通过特赦，最后全部释放。

毛泽东做出批示：放人

作出释放在押全部日本战俘的决策，是一个艰难和痛苦的过程。毕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了2100多万中国民众伤亡，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高达1000多亿美元。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抢掠，狂轰滥炸，无恶不作。

“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外交部一份编号105-00502-05的档案，透露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决策细节：1956年11月18日晚，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承诺将妥善处理战俘问题。对此，日本代表团表示非常感激，团长和副团长更是激动得坐不住凳子，再三说“太好了”、“太好了”。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了解到岗山县细菌战犯神原秀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其妻携子三人在日本靠织毛衣维持生计后，做出批示，“跟外交部谈一下，生病的人，把他们放了算了。”

解密档案透露释放战犯原因

中国优待、乃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在战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透露了中国政府释放日本战俘的深层原因：“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现在决定在近期内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当时，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苏关系也出现下滑迹象。因此，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走向缓和。

1954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东北工作团，具体负责对日本战犯的侦查审讯工作，中国政府审慎地开始了释放日本战犯的进程。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随着审讯工作的进程，在几年里，战俘们相继回到了日本。直到1964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将关押在抚顺的最后三名日本战俘齐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裁定予以提前释放。宣告在中国的1109名日本战俘全部被释放。

“1956年7月，我们乘坐‘兴安丸’号回到京都舞鹤港，返回了阔别10多年的日本，我立即回到了宫崎县老家，当时父母和亲戚都在等我。”49年后，84岁高龄的高桥哲郎地回忆起当年回国时情节仍泪流满面。返乡一个月后，高桥回到了战前工作的贸易公司，从事国内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宽恕之花”开在中日之间

50多年来，这些被释放回到日本的侵华老兵，并没有忘记抚顺战俘管理所“那块再生之地”。对此，他们成立了“中归联”，并在日本埼玉县川越市建立了一座纪念馆——收藏300名日本老兵对战争暴行忏悔的文件资料。纪念馆门的左侧墙壁上镶着“中归联和平纪念馆”的牌子。

“中归联”成员大多是1956年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老兵，最多时有1000多人，但健在者如今只剩几十人，“中归联”因此而解散，但承继中日友好事业的“抚顺奇迹继承会”随后成立。

日本老兵们并未忘记中国给予他们的善待。就读于大连医科大学的黑龙江姑娘孙颖，2007年东渡日本时被一个故事所感动：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副岛进在1956年释放归国前，中国管教人员吴浩然送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籽，“希望你再来中国时捧着鲜花，不要再拿着武器了。回到日本后，种些好看的花，建一个幸福的家吧。”

副岛回到日本后，就在院子里种下了这捧牵牛花籽，随后还将繁育出来的新花籽分给了邻居和朋友。2007年7月，年逾90岁的副岛进离开了人世，但牵牛花籽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孙颖受副岛进夫人之托，将一小把牵牛花籽带回了中国，“如果你要去抚顺，请把花籽带回去吧。”

“一端是中国人的博大胸襟、以德报怨，一端是日本战犯的改过自新。”孙颖说，听完副岛进的故事，“我看到了人性的另一面。”如今，副岛进生前出版的一本名为《宽恕之花》的画册，仍珍藏在埼玉县的“和平纪念馆”里。

那时候·中国放人

中国提前释放在押日本战犯古海忠之

(新华社1963年2月14日播发)

12日，抚顺战犯监狱的监狱长、军法大尉刘凤魁，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向在押的全体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宣读了军事审判庭关于提前释放古海忠之的刑事裁定书。

罪犯古海忠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在他的参与和策划下，制订了许多侵略政策和法令。古海忠之在任伪满洲国国务院主计处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等职务期间，协助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掌握经济中枢，加紧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犯下了严重罪行。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他徒刑十八年。其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表现较好。(072)＃

那时候·世界声音

日战犯感谢中国的优待

(美国合众社1958年12月27刊发)

前日本关东军的宇津木孟雄中佐今天晚上说，由于犯了“包括屠杀在内的极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度过13年以后，他“对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宇津木是在今天通过边境进入香港的。记者问他是否承认犯有罪行，他说：“是的，我的确犯了罪，我对过去的事情感到很难过，虽然我已经服刑，但是我决不会忘记我的罪行。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良心上。”

宇津木说，他被关在满洲抚顺的牢狱里。“但是，我们都受到很好的待遇。”

记者问，他现在的政治见解如何，这位前军官说，他认为，美国“甚至不是一只纸老虎，而只是画在纸面上的一只老虎。”

他说，他回到日本以后将“为日中友谊与和平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