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按照规定，每次试药需间隔三个月，而职业试药人至少一个月试一次，出于自卑，他们也不会在业内交上朋友。

做了中介之后，文飞发现，在校大学生成为目前试药的主力军。文飞多次在试药过程中遇到在校生，他们有的为了补贴生活，有的为了挣钱给自己充电，甚至有的仅仅为给女朋友买部最新款的手机。“他们多是因为贫穷。”

安徽省药监部门一位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中国，参与I期试药的人群目前主要有三类，一是学生人群，二是医护人员，三是无业者。其中，大学生群体是最理想的优质试药人，身体情况、文化素养等各方面条件都是最佳，做药物试验时会首先考虑从这部分人群中选择志愿者。

在一次试药体检现场，记者看到数名30多岁模样的男子，冒充学生前来试药。他们手里拿着20多岁的身份证和学生证。在被院方识破淘汰后，一位男子告诉记者，他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农村，是借来的证件，试药为了挣钱回家盖房子。

按照有关规定，在三个月内参加过试药的人，不能再参加下一次试药。但对于职业试药人来说，这样的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生活之需。他们至少一个月试一次药。

有时候，医生会告诉大家，职业试药不是个好事儿。“试药对肝肾功能影响最大，各种药物作用是会累积的，到一定年限，就会爆发。”

文飞试药的频率属于中等，一年试十次左右，再做个小中介，一年可以有三四万元的收入。但他是个“月光族”，经常边数着仅存的零钱，边打听新的试药信息。

在这行，文飞说，他也不会再交什么朋友。“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干这行。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想让任何知道我真实姓名和家乡的人，知道我在做这个。”

亟待健全试药法规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的“规范”不具强制作用。

“自从现代医学在西方诞生后，试药就一直没有停止。”龚拥军，南京建康律师事务所律师，曾因代理江苏省首起人体试药案，之后常在医疗和药监领域办案。

上世纪80年代，龚拥军还在医学院校读书的时候，就做为健康受试者，参加过试药。“我们学医的，都把这样的机会当做为科学献身，从来没有人想过以此牟利。”

但随着大量新药的上市，试药人不像先前那样容易寻找，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大量职业试药人。

龚拥军和北京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陈志华都表示，中国需要更详细健全的法律条文来保护试药者的自身权益，以及对该行业的监管。

来自职能部门的监管，在法律专家看来仍存在空白。目前，国内规范试药行为的只有一部《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并不具备强制作用，我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只能援引人身侵害方面的法律。”龚拥军说。

而在西方，对试药人的保护法律非常健全。以美国为例，新药平均研发费用为9亿美元，其中人体实验环节就占了40%。而且，医药公司必须签订保险合同，不但要为受试者试药期间的不测投保，日后产生的毒副作用，也在保险范围内。

龚拥军说，“因为，国外医药公司在中国试药，其数据有时候在其本国国内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中国更需要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

对于法律空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一负责人表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药监部门只能核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试药资格，并对试药项目进行批准和备案，“对试药过程的监管，应该由卫生部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