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在北京某医院内一些拿不出学生证的试药者央求医院能给他们体检表格，争取一次试药的机会。本报记者 孙旭阳 摄

这是一个像矿工一样缺乏安全感的群体。

他们常年奔波于一些医院的实验室，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口服、注射那些本不需要的药物。

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据专业人士介绍，试药人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进行临床试验的新药均已完成了动物实验、毒性实验等环节，疗效和安全性已达90%以上，因此，自愿试药者所承担的最大风险是来自个体差异。

但在医生和监管者看来，将试药当成职业却是不可取的，他们担心各种药物作用会累积，“到一定年限，容易爆发。”

对于职业试药人而言，他们在为新药研制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体内的恐惧。

在北京，有这样一群人，为了数百元至上万元的收入，他们常年口服、注射那些他们原本并不需要的药物，做上市前的安全测试。他们是职业试药人。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的数量，有人说有数千，有人说上万。其中，在校大学生是试药的主力军。目前，法律对该群体的保障相对较弱。

张可掀起衣袖，肘弯处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吸毒。其实，他只是一个职业试药者。

在北京初秋的太阳光下，张可在轻轻地发抖。“身体检查不出问题，就是虚。”

张可今年19岁，职业试药已有一年半。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上市。这些药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毒性试验后，下一步便要在张可这样的健康受试者身上试验其安全性。之后，才在病人身上试验疗效。行内人称，职业试药者至少有数千人。

张可自嘲道，他也是一只“小白鼠”。他之所以愿意做，是因为每试一次药，都有数百直至上万元的酬劳可以拿。这是他的惟一收入来源。

假学生参加试药

试药时张可不但隐瞒自己嗜好烟酒，他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使用假证试药在业内已不是秘密。

9月12日上午7时，海淀区花园北路某医院门诊部2楼的走廊里，张可笑着对同伴说，“今天要试的药是治男性性功能的。”

任欣听到张可的话，扭过头，“你还真别说，我最近发现自己真有点不中，老婆很生气。”任欣是河南人，30来岁，自幼习武，两年前和妻子来北京做试药人。

过了8点，医生开始为入选应征者体检。院方只想要大学生，任欣面相较老，又拿不出学生证当即被淘汰。

在一名女医生面前，放着一大摞《知情通知书》。获得体检资格的人，大多看都不看，直接在《知情通知书》上签名。

试药者必须签署《知情通知书》，其出自《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该规范自2003年开始实施，目的就是保护试药者的知情权，也标明了院方的法律责任。

但张可却并不认为这份《知情通知书》有什么作用，每次几乎都不看，他说，“想做试药的人很多，你不做，马上有人顶。”

北京有几十家医院经常试药，而职业试药者有人说有数千人，也有人说有上万人。

“你抽烟吗？”医生问张可。

“不吸。”张可不自觉地握紧双手，他的右手手指发黄。

“喝酒吗？”

“不喝，一点都不喝……”

事实上，张可好烟酒，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在网吧，他是一根接一根地吸。上完网，通常他会喝上两瓶啤酒，再蒙头大睡。

“你们不要隐瞒，要对自己负责。”医生边说话，边在张可体检表上各项生活习惯后画着对勾。

事实上，张可不但隐瞒了自己嗜好烟酒，他那张紫红色封皮的学生证，也是花了200元托人办的，因为在校大学生容易获得试药机会。用假身份证、假学生证参加试药，在行内已不是秘密。

量完血压后，张可去做心电图。等了十来分钟，快轮到他时，一个男医生扶着一个20岁模样的男孩走了进来。

“借光，借光，这人情况比较紧急。”医生向大家频频点头示意。

“他也是试药的，抗抑郁症的，现在身体反应太激烈了，需要观察。”医生说。

等待做心电图的试药者都看着这男孩，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