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国际竞争关系的变局中受益，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中国与美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另一个是正经历实盛极而衰演变中的大国。中国的崛起和美国走向衰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且两国的国家制度也不同，这使两国的商业竞争具有超出经济范畴滑向地缘政治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中，两国关系在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中，曲折发展。虽然具有进一步强化和发展的空间，但这种关系又异常敏感和脆弱。近来，能源和气候变化议题把两国的利益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增强了这种关系的稳固基础。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煤炭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面临着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更重要的是美国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发展低碳能源，维持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

由于长期沉迷与资本游戏，轻视制造业基础的技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制造业就已经丧失了海外竞争力。在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变中，欧盟、日本已经把美国抛在了后面，特别是欧盟，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实际上主导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以及规则的制定。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想要争取全球气候政治和经济议程领导权，却发现力不从心。从自身的困境中，美国发现与中国的在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时，中国广阔的市场、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非常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加快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商业化进程的，是美国解决气候变化难题，推动低碳发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的多赢选择。美国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与中国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

在这种情势下，尽管在美国国内仍然存在着对中国的戒心，担心与中国合作，分享核心技术，将导致中国廉价的产品很快就会充斥整个美国市场，冲击美国产业，但赞成与中国加强合作的观点占据了压倒优势，中国与美国的技术合作处于一种比过去更加开放，宽松的环境，更加积极的氛围。在人类近代三次产业技术革命中，中国都无缘参与。美国主动与中国合作使中国更加接近本次低碳技术创新的前沿，并成为推动这场革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解决产能过剩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开发创建新的战略新兴产业。中美合作是加速这一进程的催化剂。

2、从庞大的碳金融创新中受益，加大对新兴产业的资源配置。近年来，随着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强，金融市场也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作出了迅速而强有力的反应，各种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比如碳配额交易市场、气候衍生工具、巨灾债券。这些创新不但可以用来锁定、隔离、规避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使对未来预期更为稳定，还可以提高价格机制的效率，使资源配置到更为清洁的生产技术和部门中，同时透过金融市场，形成碳排放指标的透明定价，降低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在设计国际减排制度时，京都议定书纳入了三大基于市场的减排机制。清洁生产机制（CDM）就是其中一种包含了金融创新的市场机制。该机制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碳排放为标的产权的转移、买卖和义务的抵消。在CDM下，发达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据估计，《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2012年之前的总减排需求量为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海外的减排需求约为2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全球开发的CDM项目预计到2012年可以提供约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以平均每吨减排成本10美元计，从清洁生产机制中产生的资金总额约220亿美元。这个资金规模超过了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全球环境基金”、“气候变化特别基金”和世行托管的“气候投资基金”资金规模的总和。

中国是清洁发展机制的主要受益国之一。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统计，截至2009年9月20日，全球已注册的CDM项目1822个，其中中国获得的项目632个，占34.7%，预计中国每年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产生的可核证的排放量（CER）达1.8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的59%。中国为此每年获得的资金支持在1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过中国从各类多边和私人基金中获得的资金支持。[1] CDM不只是资金渠道，更重要的它是基于减排项目的技术转移模式，这十分有利于优化我利用外资的结构，并以此加大向节能减排技术和产业增加资源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