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林毅夫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又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这时世界银行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但林毅夫都谢绝了，他选择了回国。

　　主持人：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后，恐怕您还是要面对选择。

　　林毅夫：确实我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包括我的老师，而且也有工作机会，那为什么要回来？第一个，你没有同行，没有可以人可以跟你直接对话，帮助你、激发你思想的同行，因为我是当时第一个从国外学成回国的。第二个也没有文献，也没有资料，你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流，那么你到中国来肯定是死了，能做出什么贡献呢。可是我觉得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最好的就是说理论创新，是对新现象的直接了解，这是最重要的前提。

　　主持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1986、1987年的时候，刚刚提出来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根本就没有确立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你在西方所学到的一切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不见得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认可？

　　林毅夫：这里面就关系到了在西方学到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学到现成的理论，然后接受他的结论，想拿这个结论到中国来应用的话，那可能就出现像你所讲的不适用。但是如果你研究的你学到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是一个工具，那么你就要看这套工具在美国研究问题，可能做的贡献大，还是到中国来研究问题，可能做的贡献大。那么我发现，这个答案非常明显，在中国研究问题做的贡献会大，一清二楚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回来。

　　主持人：如果当年你是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也许会近一些？

　　林毅夫：我倒不觉得。这是可以讲说这个不是一个人应该有的追求吧。

　　主持人：为什么？

　　林毅夫：因为这是别人的评价。

　　主持人：那你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者，您有没有计划说，它也是我的目标之一？

　　林毅夫：我想不会，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出的理论能不能解释现象，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最关键的。你如果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能够对亿万人有帮助，不得奖内心的满足还是挺大的。

　　主持人：但如果说，你做出来的研究被他们认可了这是另外一回事？

　　林毅夫：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当然也不会反对，但是绝对不会是追求的目标。

　　1987年，林毅夫回到国内，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直接进入影响到中国政府高层决策的研究核心。

　　主持人：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到国务院的一个研究中心？

　　林毅夫：回到国内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学校，一种是到政府研究部门去，那么其实我回国之前我跟很多单位写信，说我很想回国，那基本没有接到任何回应。

　　主持人：你都给哪个单位写过信？

　　林毅夫：基本有大学，也有其他社科院，还有其他的政府部门写信。

　　主持人：我觉得挺难想像的，为什么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留学生回来，居然没有回音。

　　林毅夫：因为他们很难想像我会回来。但是我想如果只要我回来就会有人要，回来以后，果然就很多单位就都张开双手欢迎。后来我其实选择是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因为那是直接研究改革发展的问题，那么对现象的把握，对问题的把握是在第一线的。可是当时我也在北大有兼课，所以也没有离开北大。

　　主持人：那段时间你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什么？

　　林毅夫：开始当然从农村问题作为主要切入点，研究农民的问题，研究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研究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但是后来这个问题研究就越来越广了，发现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其实不是在农村内部而已，还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主持人：学习的全都是西方的一些规范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到农村去做研究，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林毅夫：这里面牵扯到就是说你带的是什么，你带的是观察问题的方法，还是带的西方的理论去套，如果你带着观察问题的方法，那就这个工具应该讲起来哪个地方都适用，中国有句话，送你一条鱼，是给一条鱼呢，还是教他怎么去钓鱼，怎么去捕鱼，那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一直学的是这种去捕鱼的方法，而不是接受一条鱼回来享用的办法。

　　从1987年到1994年，林毅夫在国务院的研究机构中工作了七年，这期间，他对中国发展转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农村问题、粮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都进行了研究，并将研究的成果作为政府高层决策的参考。

　　主持人：你希望看到自己提出来的一些对现象的分析解释之后，被政府所采纳吗？

　　林毅夫：我作为学者就是建言献策，能不能够采纳，能够采纳最好，不能采纳继续说嘛，只要你觉得它是对的。

　　主持人：你会把它如实的向决策者去报告吗，还是说要考虑到他们能接受哪一点，不能接受哪一点然后我再润色一下？

　　林毅夫：基本没有考虑这样，因为我一般结合的都是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主持人：在学者和政治之间没有什么障碍？

　　林毅夫：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学者跟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者，他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一个好的学者看问题不是拿现成的理论出发，带着这样的一个眼镜看问题，一个好的学者要研究问题，一定是不带任何理论，先直接看问题是什么，那么一个好的决策者，他必须解放思想，他必须实事求是。

　　主持人：这七年的时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毅夫：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对中国问题的全方位的掌握。其实有很多问题有共同的原因，这里面其实很多道理其实是相通，比如说现在生物学里面讲细胞的基因是一样的，虽然它表现不一样，有的是头发，有的是眼睛，有的是皮肤，但是每个细胞你仔细研究，它的基因是相同的。那么其实研究中国问题也是这样子，它这个问题的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你如果把每个问题都研究清楚了，你发现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