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出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揭示出中国人口战略所面临的挑战。自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共计少生了4亿人。这对今日的经济起飞，无疑贡献卓著。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但人口增长有其惯性，总人口每年还是以800万-1000万的速度上升。控制人口增长，仍然是当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的中国，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初期的中国已经非常不同。虽然控制人口的目标没有变也不应该变，但具体的人口政策则无法以不变应万变。第一，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面临老龄化的危机，现在则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当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如今已经变成了市场经济。这两大变化都对人口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个变化，要求我们的人口政策更复杂，有一箭双雕之效。刚刚施行计划生育时，问题相对简单，即单纯地控制人口规模，具体政策是一箭一雕。如今的计划生育政策，既要控制人口规模，又要解决由于控制人口所带来的老龄化问题，政策难度大得多。第二个变化，则实际上削弱了现行政策的有效性。当年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凭借严格的户籍制度，还挡不住超生游击队。如今户籍制度日渐松动，流动人口遍布全国，靠计划经济那种行政命令的手段，怎么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生育呢？应该说，现行的人口政策，还不能回应这两个挑战。

因此，我提出一个新人口政策的构想，把控制人口和解决老龄化问题结合起来一块解决；同时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使年轻一代自愿少生孩子。具体的办法，就是用计划生育的资金，建立一笔农村妇女奖学金，鼓励育龄农村妇女接受高等教育。

这一政策的理由是，农村一直是控制人口的难点。农村人口喜欢超生，主要一个原因是缺乏经济机会，文化程度特别是妇女的文化程度太低。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出生率和妇女的文化程度呈反比，而妇女的文化程度和下一代的人口素质成正比。在一个老龄化社会，只有劳动人口的素质高，人均生产率才会提高，较少的年轻劳动力才可以养活较多的老龄人口。

很多人口学家指出，过去妇女生孩子多，是因为没有受教育和经济机会；经济上不独立，只好成了为男人生孩子的机器。而现代工业化国家则不同。一个妇女高中毕业，马上要上大学，很少会结婚。大学毕业后，又有良好的工作机会，或者上研究生院，现实的诱惑实在太多了，谁喜欢只呆在家里生孩子？结果，结婚年龄越拖越后，高龄母亲越来越多，不生孩子甚至独身的妇女也越来越多，生育率一落千丈。欧洲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以每个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计，已经跌到了1.3左右的低点。那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是否例外呢？当然不是。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香港、澳门、台湾，生育率比欧洲还低，已经陷入了人口萎缩或老龄化的危机之中。

中国大陆也将不会例外。从如今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白领阶层中就已经能够看出很清楚的苗头：单身、晚婚、不要孩子的妇女越来越多。你就是放开让她们生，她们也不会生。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给农村的育龄妇女提供城市白领妇女那样的教育和经济机会？

如果我们给大量刚刚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子一笔教育贷款，让她们进城上大学，并签署协议：只要她们不超生，这笔贷款就不必偿还；那么，这些女孩子有多少日后会成为超生游击队员呢？这比把她们限制在农村，让计生委的人一天到晚跟踪查问，是否要更有效呢？

更重要的是，超生游击队的母亲生出来的孩子，长大后恐怕多逃不出民工的命，即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中描绘的：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盲流，一个月只挣几百元钱，挣扎在生存线上，怎么可能再拿出钱来养活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拿农村妇女奖学金进城读大学的女孩子们，日后多成为城市白领，少生孩子不说，生了也会好好教育。她们的子弟日后更可能成为高素质有创造性的人才，月收入上万元，拿出几个钱养活老人，也轻松得多。

中国未富先老，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说老龄化问题很容易解决，是自欺欺人。世界上有许多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几十倍，没有一个敢说老龄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希望，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承担起时代的责任，欢迎人口问题的公共讨论，塑造一个更有创意的人口政策。(薛涌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