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9日下午3时进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中国网实时报道。

大会正式开始。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早在1995年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多年来不断重复的一种情景是，全国各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总是以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增长；而在结构优化、技术创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直至体制改革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没有实现。

一个总的判断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经济增长有巨大潜力，但增长机制却存在缺欠。主要表现：一是政府通过控制国企、批租土地、项目审批、价格管制、行政垄断、地区保护等仍掌握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在一些重要领域排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二是一些地方运用政府的动员能力，不惜以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和扭曲性政策实现GDP的高增长，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倾向。

三是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领域，使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和“市场监督者”之间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削弱了政府对市场活动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四是要么由于政府对价格的行政管制，使一些重要资源的价格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误导了企业；要么由于企业改革不到位，对市场信号做出非理性反应，破坏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表面看，是由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率的增长，转向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深层次看，则是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转向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方式不会自然转变。政府在这一转变中处于中心地位，应当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搞好自身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实施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最重要的，则是创造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

讲两点意见：

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消除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1.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政府应改变“驾驭市场”的地位，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角色中淡出，把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需要政府提供的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需要政府调控的是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需要政府干预的是有内部效益，但可能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领域，如土地、资源、环境、安全；需要政府投入的是外部效益大于内部效益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部分基础设施等。在其他领域，应充分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2.改革政绩考核的方法和指标体系

改变主要靠从上至下考核的办法，逐步扩大和加强公民及其代表在政绩考核、人员任用和升迁中的作用。应研究制定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使政府人员追求政绩的努力与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相一致。

3.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

有的基层政府盲目追求GDP，其中确有迫于财政压力的成分。建议进一步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体制，削弱基层政府为获得必要的财政收入，不顾一切地追求GDP的动机。

4.改进宏观调控方式，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是针对短期经济总量过度失衡的政府干预，主要应使用货币、财政等总量手段。试图以政府的眼光审视微观项目，并决定哪个该“上”、哪个该“下”，以干预微观来平衡宏观，不仅本末倒置、事倍功半；还因破坏了市场机制，而带来诸多后遗症。建议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政府通过发布信息，设立水平越来越高的能耗、环保、安全、卫生等技术法规和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其中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和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利用的部分应依法办理许可手续。

5.增强政府对市场交易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目前，市场法规不完善与法规执行不力并存，而执行不力使法规严肃性遇到了挑战；市场监管不力和监管行为扭曲并存，而监管行为扭曲成为寻租和腐败的温床；地区保护与跨区域的公平竞争监管缺位并存，而跨区域监管缺位使地区保护可以大行其道。政府应尽快从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中退出，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效地承担市场交易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二、创造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环境

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离开强大的市场力量，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谁也不会平白无故地“转变增长方式”，谁也不愿冒险技术创新。其中生产要素价格起着关键的作用。

进入新世纪，土地资源稀缺的压力、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水和矿产资源税费价上调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失衡、环境成本内部化等压力都在迅速增长。

影响企业经济行为最大的力量是价格；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亮起了“黄灯”：“逼迫”增长方式转型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但由于目前政府还掌握着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控制着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环境监管也不到位，这就使稀缺生产要素升值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大多隔离在政府层面，没有充分转变为价格信号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使粗放增长方式可以继续延续。

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的强大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发言完毕。

切实发挥约束性指标的约束作用

2006年，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首度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其中一项是，到20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这一举措被赞誉为政府工作思路创新和转变的一大亮点。

一年过去了，这一约束性指标执行得如何？我国的环境质量总体状况又如何呢？据国家环保部门公布的结果，2006年全国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不减反增，分别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12%和18%。另据介绍，全国固体废物堆存累积已达80亿吨，占用和损毁土地200多万亩；仍有近1/3的江河监测断面为五类水质，40%的城市空气质量低于国家二级标准；土壤、水体和大气的严重污染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

过去一年中，重大环境污染和突发事件不断发生，达到161起，平均每两天一起；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频繁出现，共查处163件，平均每两天一件，涉及投资资金7700多亿元。让我们再看看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主要指标特别是“预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2006年GDP预期增长8%左右，实际增长1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预期增长18%，实际增长24%；外贸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15%，实际增长23.8%；全国财政收入预期增长12%，实际增长23.3%；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05年比上年增加22.6%，2006年比上年增加31%。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

两相对照，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些预期性指标或者说“软”指标总能够大幅上升，甚至上升到让人担心“过热了”，而如污染物减排、节能降耗这些“约束性”指标或者说“硬”指标，却遭遇“冷淡”？硬的不硬，软的不软，这种错位效应值得深思！

最近几个月，政府、学者和媒体都在热议这个问题，也取得了一些共识，如：经济增长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慢，存量中该淘汰的没有全部退出，增量中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项目还在上马；环境污染治理先天不足，历史欠账多，环保投入严重不足等等。这些分析都鞭辟入里，但是还不完全，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虽然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原则并且由此催生出节能环保“约束性”目标，却还没有赋予它明确的“约束”社会经济生活的功能，没有确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约束手段！

根据“十一五”规划，我们认为约束性指标应当具有两大约束功能，但在社会经济生活实践中都没有切实有效地发挥。一是强制功能，即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领域对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且不说国家有关部门过去发布的环保工作文件的落实情况，即以2006年而论，中央专门就落实环保减排任务同各地方都签了“责任状”，是很严肃的一件事。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哪个地方政府在人代会的工作报告中，对没有完成指标做出认真检讨。

二是制约功能，即在约束性指标与其他指标不可兼而实现的时候，应当首先满足约束性指标的要求，绝不可以以牺牲约束性指标换取其他利益。但在现实生活中，“优先发展生产牺牲点环境是值得的”、“搞环境治理需要很大投入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依然被当作指导经济工作的潜规则。从对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看，环保“约束性”指标远不如土地、信贷和投资信号有效。许多地方政府依然在攀比增长速度，把增加投入、争上项目、增加财政税收实力作为地方发展的优先目标，而置环保于不顾。2006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动用“区域限批”手段，叫停82个严重环境违法项目，动了真格的。随后的报道却披露，仍有12个项目我行我素，继续违法运行。

过去的一年，政府工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令人振奋。但国家的环保形势却让我们的心里沉甸甸的。我们认为，既然明确了环境保护、降低污染物排放是“约束性”指标，理应切实起到约束作用。为此，我们建议：

首先，摆正“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处理好“约束性”指标同其他指标的关系。当经济增长与环境制约这对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政策。我们建议尽快修改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将其修改为“环境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关系的根本大法。

第二，要把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一切“约束性”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对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建立目标责任追究和问责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

第三，要尽快落实“十一五”环保规划及其相配套的单项规划，尽早组织实施包括污染治理、环保能力建设等投资规划并确保资金到位，及早发挥效益。

第四，胡锦涛总书记要求环保部门“要尽职尽责”，温家宝总理也要求环保部门“要像钢铁一样硬，而不能像豆腐一样软”。要从源头上解决好环保问题，除了从法律上给予保障，还应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破除地方和部门分割，建议设置“环境部”，并实行环保管理体制的“有限垂直”领导。

尽管保护和建设环境需要一个过程，尽管纠正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痼疾非一日之功，我们既然已经开始建立约束性机制，就应当加快步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指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各类科技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社会系统”。并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在这一体系中关键是各方面的结合与互动，其中处理好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尤为重要。

在WTO的框架下，政府可以做什么？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定》，各国可以对公司的研究活动或对高校、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的研究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只要这种资助不超过规定的比例就可以（如不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事实上一些国家早已超出了上述“不可诉补贴”范围，例如2004年美国指责法、英、德和西班牙对空客公司开发新飞机提供了至少150亿美元的“启动补助金”，欧盟则反诉美国自1992年以来向波音公司提供了230亿美元非法补贴，双方的争辩仍在继续。

美国还宣布从2006年起十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税收激励共864亿美元。在2003年我国的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政府占30%，企业占70%，同期美国是政府占31.5%，企业占63%，看来在科技投入上我国企业的主体位置更突出。但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期，如果回溯到美国工业化中期的20世纪60年代，全社会科研经费中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之比是65.35，70年代是55.43（我国2006年是42.58）。在2000年美国政府的科技经费中还有33%投向企业，而我国是10%；在企业的科技费用中来自财政的比例，美国是12%，而中国是4.6%。显然无论从WTO的规则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上看，我国政府科技经费对企业创新的支持远未到位。

除了通过财政对企业研发的支持外，政府在资源和市场配置上还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经过市场就不可能完成技术创新过程，我国广大的市场应该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我们要像珍惜自然资源一样重视和用好市场资源。我们曾寄希望于市场换技术，但事与愿违，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技术，将市场拱手让人却使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失去成长的土壤。时至今日，我国仍有一些垄断市场的部门或集团对国产设备特别是创新产品缺乏信心和热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掌握的市场资源向国外产品倾斜。

有人认为一切由市场无形之手来选择，政府也无能为力。果真如此吗？很多国家都利用政府采购为本国企业产品提供市场，美国1933年出台《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后又有《联邦采购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采购必须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只有当产品的国内最低报价比海外厂商高出一定比例时（大型企业高出6%，小型企业高出12%，国防类产品高出50%）才被视为可以豁免。

2005年度美国联邦机构在采购上支出3140亿美元，本国产品占到89%。在我国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供应商几乎垄断了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和IT产品等。如何从政府采购行为体现出政府对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产品支持的表率作用，值得很好向美国等政府学习。

长期以来我国执行的进口整机免税而进口零部件上税的政策使进口设备享受了超国民待遇，对国产设备更无保护可言。最近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国务院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除了税收政策外，利用标准设置技术壁垒是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的办法。目前使用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有GSM和CDMA两类标准，欧盟和美国分别是这两类标准的主要专利持有者，在GSM标准刚起草时，欧盟就要求其成员国的通信运营商签署协议并预留频率，保证欧盟使用GSM网络标准，阻挡了CDMA标准进入欧洲。美国在本国的CDMA系统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才允许GSM系统进入美国市场。

我国曾经在2003年制定WAPI（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标准，由于该标准可能影响到生产PC用无线网卡芯片的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引起了上至总统的美国政要的关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美国全美亚洲研究所2006年6月发表了题为《标准就是力量？》的报告，以WAPI和TD—SCDMA等为例，报告称“有迹象表明，即使在中国政府内部，各部委、同一部委下属各不同部门也可能对推行特定标准的看法相去甚远”。“中国政府既想推行拥有中国自主技术的自主标准，又想在市场及中国国内各利益方面前扮演一个更为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所幸的是虽然晚了点，但我国政府还是出台了支持WAPI和TD—SCDMA发展的措施，这不仅对这两项标准，而且对我国的自主创新也是很大的鼓舞。

一些国家的政府很注意营造产学研用合作的环境，通过公共财政科技项目的申请条件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来引导。欧盟明确对产业进行技术转让是大学的一项使命，一些国家还通过立法明确要求科技界与企业合作，日本电信运营商NTT每年以约3%的销售收入投到研发，并按照政府要求以与日本国内的上游厂商合作研发设备为其使命，为这些设备生产厂商提供新产品试验环境，增强这些厂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政府主导作用的效果需要通过企业的主体作用才能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充分发挥也有赖于政府的引导，要使这几方面的作用协调发展，关键是建立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在这方面政府更是责无旁贷。

解决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资金瓶颈问题刻不容缓

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我国自主创新队伍中最具活力的生力军，在创新数量和效率上明显优于大企业。我国约66%的专利发明、74%的技术创新、82%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生力军作用，对于我国实施科技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中小企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融资难。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底，创造中国近6成GDP的中小企业贷款额仅占主要金融机构贷款额的16%。相对中小企业贷款需求而言，这个比例实在太小。据调查显示，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资金缺口达400多亿元，平均每家企业资金缺口280多万，严重影响其科技创新活动。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资金瓶颈问题关乎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成败，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建议：1.完善我国科技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风险投资资金的介入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匮乏的最主要方式。但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发育严重不足，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从“公开上市”这一退出渠道看，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条件过高，使大量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无法上市融资，进而风险投资无法在国内通过公开上市顺畅退出；从“股份转让”和“破产清算”这两种退出渠道看，其行为都是在产权交易市场完成，但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缺乏统一的市场规则、市场条块分割严重、交易成本费用高、环节多、品种单一等问题，严重限制了风险投资企业产权的自由转移。

据统计，2005年中国319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631.6亿元资本退出总收入仅10.3亿元。为此建议：一是放宽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标准。可允许虽未达到国内上市标准但已成功在海外上市的公司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推出我国创业板市场。

二是加快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尽快制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交易法》，大力推进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进程，开展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登记托管业务等。三是政府应通过税收、贷款等政策优惠鼓励对风险投资介入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兼并收购，以使风险投资能够顺畅退出。四是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法》，从法律层面促进和规范风险投资的发展。

2.提高国家财政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近年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存在“两大两小”现象，即大部分资金用于大学与科研机构，只有少部分（约10%）用于企业（发达国家一般在30%以上）；用于企业的科技资金又大部分用于大型企业，只有少部分用于中小企业。“两大两小”现象叠加，国家用于中小企业创新的财政资金可以说微乎其微。因此建议，国家财政要提高对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大幅度增加现在每年仅10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额度，加大对竞争前研究和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的支持等。

此外，建议对应用性研究开发项目采取事后承认与支持为主的办法，这种“不以身份资格论高下，只以成果效用论英雄”的办法，有利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国家科技项目竞争中脱颖而出。

3.尝试开办科技银行。科技银行可定位为设立在科技企业集中的高新区内的区域性银行，贷款对象主要是区内发展成熟的科技型企业或有风险投资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降低风险，国家可通过政策倾斜鼓励科技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成为股东或合伙人，以利用风险投资机构在人才、组织方面的优势及控制风险的能力。

科技银行信贷业务将只为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活动提供服务；科技银行实行股份制，股本来源以企业和机构投资者为主，地方和高新区政府也可少量参股，实行官助民办；国家可允许其吸收社会存款，在金融品种和信贷服务方式上进行创新，如扩大利率浮动范围、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以企业债权、股权融资等等。建议首先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和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等有条件的城市高新区内开展科技银行试点工作。

4.推进再担保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大多数担保公司普遍存在资本实力不足、自身信用程度较低、业务规模偏小、主营业务亏损等问题，既难以获得银行等债权人的认可，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风险控制。

因此，建立为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再担保体系势在必行。具体建议：由中央政府和各省级政府出资或授权出资，吸引商业银行、各地各类担保公司和战略投资者参股，组成股份制和市场化的全国和省级再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不与各地担保公司进行同业竞争，以市场化再担保业务为主，并承接国家各类政策性再担保资金托管业务；再担保公司在有关行业协会的指导下开展各类再担保业务，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5.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首先，要努力营造一种诚实守信光荣、违约失信可耻的政策法制环境和社会舆论氛围；其次，要建立中小企业商业信誉评估机制和信用档案体系，推进企业与金融机构间信用信息共享，改善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再次，建立严厉的信用惩罚机制，对恶意拖欠银行贷款和逃避银行债务的企业和个人，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并在媒体上予以曝光；最后，要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管理，完善企业信用管理职能，建立企业信用管理制度，保证风险管理职能落实到人。

企业创新是国家强盛的基石

去年3月份以来，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率调查组就民企创新问题到长三角、珠三角和环勃海等地区进行了调研。下面谈三点调研体会。

一、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改变“核心技术受控于人，利润分配受制于人”的格局，实现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向“又好又快”的转变

高增长和高出口的“双高”辉煌存在隐忧。我国GDP突破20万亿，成为世界第四。生产了世界70%的鞋子，60%的组装计算机，对外贸易总额已到世界第三。但我国高技术产业占GDP比重还不到10%。在发明专利申请中，外企在信息技术领域占90%，在生物技术领域占85%。我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轿车工业装备的70%，由进口产品占领。

我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是生产能力的巨人，但重制造、轻创造、多贴牌、少品牌，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高额的资源环境成本分享微薄利润，呈现“苦笑曲线”。我国企业生产的价格为200美元的耐克鞋，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到90美元。我国信息产业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

企业卖一台计算机，只赚两三百元，却帮外国人赚几千元。我国出口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能赚1美元。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和“世界工厂”，而要靠创新分享价值链的高端利润。古人讲：“当政之要，在于兴业；从政之策，在于创新。”唯有企业强大，才有国家强盛。企业“不创新，就要承担时代的一切不幸。”

二、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要完善创新动力机制，分担风险，提升能力，让企业具有创新的习惯与激情，改变过度依靠“拼劳力、拼资源、拼环境”的低价竞争格局和靠公关与模仿来获取高利润的赢利模式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民企创新面临四个问题：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叹，靠技术创新不如通过经营房地产利润来得快和高；靠引进合资可以省时、省事。于是，对外来技术的引进犹如吸食鸦片般上瘾，企业逐渐失去了自主开发技术的激情与“梦想”，失去了创新的习惯。

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成三败七，九死一生”是创新活动的典型特征。有关研究表明，约有50%的中小企业在创立的3年内死亡了。中小企业面临一种“生不快，长不大，活不长”的发展环境。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创新恐惧症”。有企业甚至认为：“不创新是等死，创新也是找死”。此外，“你创新，我冒仿”的市场环境也让企业不敢创新。

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却不可能引进。在江苏调查表明：民企自主创新最大困难是“人才”瓶颈。全省70%以上的民营科技企业缺高级技术人才，35%的企业缺高级技术工人。

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据调查显示，86%的企业认为贷款太难。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了城镇就业人口75%以上的就业机会，研发新产品超过全国的八成，但获得的贷款只有全部贷款的10%左右。这是何等的不公！

三、创业创新需要有一个鼓励创新的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需要国家的财税政策扶持，需要有全社会的观念更新

在中关村创业的留学人员胡晖带领着他的团队，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实验室里艰苦创业，开发出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免费试用无人问津，在国内融资受挫，可被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以1800万美元收购。为什么能够给社会带来极大效益的技术，在国内却缺少“发现机制”和“培育机制”，被外国上市公司买走了呢？“胡晖现象”深刻说明我国推进创新的机制还不完善。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五项举措：

一要市场推动。尽快构建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壮大风险投资事业。资本市场是当今世界创新型经济的发动机。支持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应分为主板、创业板、柜台交易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资本市场既能满足创新的筹资需求，更能形成分担高风险的市场机制；既可对有眼光、有胆量、有组织能力的企业家进行培育，又可对优质企业进行筛选，有把企业做强的放大效应。

我们建议：一是尽快推出创业板，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二是使股份代办转让系统尽早成为上市公司的“孵化器”和三板市场。三是积极发展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使其成为企业创业的融资场所。四是积极发展面向科技型企业的债券市场，改变千军万马靠银行的格局。五是通过风险投资母基金和天使基金的发展来壮大风险投资事业。

二要体制创新。借鉴村镇银行的模式，引导民间资本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类似硅谷银行的社区科技银行，改变国有银行“贷大贷强贷垄断”的倾向，拓展对创新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我国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不仅要受到“重大轻小”和“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而且还要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太难。为此，需要改善国有银行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面向科技企业的中小民营银行，让小银行支持小企业，让民间资本促进科技创业。

三要政策扶持。提高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的支持强度，强化创新税收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引导政府采购向国产高技术产品倾斜，通过利益补偿使企业创新有利可图。

四要人才为本。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推进技术链上的产学研合作和产业链上的集群配套，让小企业“快生长大”，大企业“做优做强”。

五要环境优化。形成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新机制，放手让一切创新的激情与活力竞相迸发，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75%左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近些年，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得到了较快发展，有力地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6年煤炭产量23.3亿吨，同比增加1.74亿吨、增长8.1%；达历史最好水平。全国煤炭社会库存1.5亿吨，能源紧张状况得到改善，供给能力逐步增强，基本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需求。

当前煤炭存在的生产建设盲目扩张、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开发无序、损失浪费严重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使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主要表现为：

一是资源保障程度低，采出率低，利用率低，严重危及可持续发展。由于基础地质工作滞后，致使煤炭项目建设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的现象严重，开发风险增大。大部分在建和计划开工建设的煤矿仅首采区达到精查，难以满足综合开发规划的要求。小煤矿开采工艺落后和有些大矿弃薄丢瘦，资源采出率低，全国煤矿平均资源采出率约30%-35%，损失浪费严重。

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大量煤层气随着煤炭资源的开采而排放到大气层中，由于开发利用滞后，煤矿开采中瓦斯事故隐患大，严重威胁煤矿安全生产。

二是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缺乏统筹规划，煤矿建设扩张，产能过剩，影响可持续发展。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地方发展双重作用，一些煤矿资源富集地区投资办矿持续升温，煤矿建设项目多、规模大。据调研统计，国家规划2010年煤炭产量为26亿吨，而各省区规划之和为34亿吨，大大高于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

一些煤炭企业盲目扩张，资源消耗过大。部分企业超能力生产，片面追求高产高效，不按设计规范的标准回收资源；特别是一些地区的小煤矿，借资源整合和核定能力之机，由小变大，随意增加能力，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迅速扩大产能，将出现供大于求；另一方面资源损失浪费严重，缩短矿井和资源开采服务年限，不利于能源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产业结构矛盾突出，主要是矿多，特别是小煤矿二万多个，生产力落后、产业集中度低。煤化工包括煤制油的发展，提高效益无可非议，但缺乏总体布局和长远规划。目前在建的煤化工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800多亿元，几乎所有的大型矿区和产煤地都着手煤化工和煤制油项目，将出现新的结构失调，对煤炭工业发展甚至能源安全带来风险。

三是煤炭开发与生态环境恶化矛盾十分突出。煤矿生产特别是主要产煤地区，造成的矿区地面塌陷、煤田自燃发火、矸石山自燃、瓦斯和粉尘排放等都对生态环境带来影响。加上煤炭生产利用过程中废气、废水直接排放造成空气、水体污染。长此下去，必将给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带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能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必须重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资源的回收率，推动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和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资源管理和地质勘探，提高资源回收率和保障程度，推进节能和循环经济，促进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煤炭生产结构，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提高资源回收率。应将资源回收率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技术考核指标，制订鼓励提高资源回收率的奖惩政策。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发展，走节约资源发展之路。

第二，加快制订国家统一的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强化国家规划调控的权威性，实现煤炭生产的有序发展。

在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加强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对煤矿建设要实行总量控制，防止投资过热。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对各地煤炭开发利用规划和煤化工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做到国家、地方、企业规划有机衔接。严格项目建设程序，克服建设的盲目性。加快煤层气开发和利用，将其作为同天然气一样的重要产业来抓。

第三，要统筹协调资源开发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有效的生态环境评价及监督制度，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责任。建立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增加生产成本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等办法筹集资金，加快对资源开采已造成的生态环境欠账的治理补救，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加强矿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地辟为保税特区的建议

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创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后来又加上浦东新区，经济特区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了排头兵作用，对市场经济起到了试验场作用，对内地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对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起到了桥梁作用。

经济特区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适时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等地辟为保税特区是完全必要的：

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是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二、是经济特区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我国经济特区已经走过二十多年路程，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历史性作用。现在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已一项项逐步取消，仅存的企业15%所得税税率在这次会上决定两税合并时有可能取消，在此种情况下，由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新政策替代老特区政策、使特区对外开放达到一个新水平、新阶段，实属必要。

三、上述三地分别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三个大经济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三个新的保税特区的设立，势必使三大经济区带动全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使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新的保税特区在现在的特区的基础上适当做一些政策调整，即可实现。保税特区分一线和二线，一线即陆地的边境线，二线即与内地的分界线。把一、二线的海关功能做些调整即可：一线海关管出口，货物不出一线海关不算出口（与现在一样）；二线海关管进口，货物不进到二线海关以外不算进口（与现在不同）。实现双线管理，双向合作。比起外国的“境内关外”式的自由港区又前进了一步，更能增强保税特区的活力和对内地的带动作用。在人员出入境管理上与现在相同，无需改动。使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出流入更加方便快捷。

五、保税特区的设立十分有利于我国外贸的进口，这与我国扩大进口，平衡外贸的方针相吻合，使外国更多的先进装备、先进技术更方便地进入保税特区生产和销售，从而方便和扩大我国进口，不但平衡对外贸易而且有利于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使我国经济尽快上一个新的台阶，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六、保税特区的设立符合国际惯例，同时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先行试验和实际行动，势必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

七、保税特区的设立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愿望。“造香港”绝不是造资本主义香港，而是利用保税特区的机制，创造更高的社会生产力。

此一举措望能决策实施。

发挥香港高端服务业优势打造新一轮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高潮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香港和内地都有一个强烈共识，就是在一国的利益之下，发挥两制的优势，才能不断推动共赢发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其实，香港是国家服务业战略中可以倚重的一个宝贵资源，用得好，可以像当初制造业北上一样，创造合作共赢典范。

我们知道，香港是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世界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普遍占GDP的70%以上，而香港服务业的比重超过GDP的90%。2005年，香港整体就业人数339万人，服务业就雇佣了291万人，服务机构数目达到28万间。而且，金融业、旅游业、贸易及物流业、工商支援业等4大高端服务业的产值，超过香港GDP的一半。这些优势正是内地当前急需的产业。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许多省市已抛弃了简单依靠成本优势发展工业的路子。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战略升级，对香港全球融资、供应链管理及物流、全球采购和销售等高端服务业产生巨大需求。在大中型企业中，每年购买服务的费用预计占到总成本的30%。同时，我国经济面临着扩大内需的重任，教育、文化、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对增加内需、扩大就业、提升人民生活素质具有积极作用，空间同样巨大。

与香港相比，现在内地绝大多数城市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不到62%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过去5年中，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40%左右徘徊。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27万亿元人民币，在未来5年，如果GDP年均增长8%，服务业比重每年上升一个百分点，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将高达12.4万亿元以上。

内地服务业发展需要香港的优势融入，香港也需要内地市场来扩大服务业的规模实力。目前香港城市人口与纽约、伦敦相近，香港金融业增加值是1800多亿港元，但纽约金融业增加值大约是香港的7倍，商业服务业大约是香港的6倍。伦敦金融业规模是香港的1.5倍，从业人数是香港的1.9倍。显然，香港要确立国际竞争地位，高端服务业也只有面向内地拓展空间，才有新的动力。

2003年CEPA签署之后，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但还没有形成大发展的局面。为推动两地高端服务业的合作，我建议：

一、建立完善政府之间的沟通机制和专门机构，在CEPA基础之上完善政策框架，消除各种制度障碍

首先，消除香港专业人才进入内地的人为障碍。由于两地法律制度和专业环境差异大，包括金融、法律、会计、医疗、证券方面的香港专业人才，很多人难以通过现行的考试制度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建议尽快研究推出适合香港专才的资格考试模式，尽快落实各种专业人才资格互认体系。

其次，降低香港服务业特别是占其中较大比例的中小企业北上投资的准入门槛；简化香港服务业北上经营的审批环节，把更多的审批权下放地方政府，并落实税收、海关等相关配套政策和具体操作程序。

二、鼓励内地的国际化大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最大限度利用香港服务业优势

过去20年，香港主要被跨国公司用来作为进入中国的区域总部基地，截至2006年驻港地区总部已达1228家。其实，香港和内地近水楼台的地缘优势，更应成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区域总部基地。现在，内地企业在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只有112家，这个数字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不相称，也和香港能提供的支持不相称。

未来中国必将出现很多跨国企业，香港虽然房租和人工较为昂贵，但完善的一站式专业服务所形成的综合成本优势，在中国城市中是独有的。所以，建议政府可通过一系列的安排，包括制定战略和优惠政策，为内地跨国经营企业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提供便利，在全球组合经营资源和要素，提高我国企业的全球化综合运作能力。

三、引导鼓励香港生产性高端服务业为国内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担当“催化剂”和“服务工厂”的角色

我国是产品生产大国，却是品牌小国。例如：内地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商标的不到20%，占出口额不到10%。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建议鼓励香港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两个模式，第一是直接到内地建立低成本的工商支援业综合服务中心；第二是和内地企业合作，在香港设立综合服务中心，充分发挥香港在市场可行性研究、产品概念设计、风险资本投资、品牌推广上的优势，协助内地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化成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品牌产业。

四、内地香港联手，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转移创造的新机遇

目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开始向海外转移，出现国际服务业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外包的新趋势。在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中，内地尚未充分参与其中。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担当中介角色，联合内地承接全球服务转移和外包业务，特别是在商务服务、计算机及互联网服务、金融服务、培训服务及专业服务方面，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共同进入国际服务业新一轮分工格局中。

在国家改革开放前期，香港制造业成功北上，为香港和内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次香港和内地共同发展高端服务业，更将借助中国的全面崛起之势，推动香港成为亚太高增值服务业中心，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成为国家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发挥澳门优势深化和推进我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

一、澳门作为中国和葡语国家经贸平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葡语国家”泛指使用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包括葡萄牙、巴西、安哥拉等地跨南美、欧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发展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对于内地开拓出口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葡语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巴西和部分非洲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对于解决内地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和资源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澳门与葡语国家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有了这一层关系，澳门既可以作为葡语国家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基地，又可以作为内地企业走向欧盟、拉美和非洲的桥梁，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中介和平台。2003年10月，中央政府发起在澳门举办首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为澳门发挥桥梁和平台作用提供了更高层次的起点。

三年来，在我国和葡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论坛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不仅成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而且成为推动中国和葡语国家全面合作的“推进器”：一是大大促进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双边贸易额大幅增长，2006年达到340亿美元；双向投资也有较大发展，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得以加强，中国对葡语国家政府间援助项目得到落实。

二是中国与葡语国家高层互访日益频繁。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回良玉等先后访问巴西、葡萄牙和安哥拉，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2005年7月访问巴西；莫桑比克、巴西、葡萄牙等国总统也先后访问中国。这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友好关系，推动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通过连续承办两届论坛，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我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

二、澳门有条件、有信心发挥好平台作用

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平台作用，澳门有四大优势：一是联系广泛的优势。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与内地各方面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在CEPA框架下，澳门与内地，特别是泛珠三角地区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作为一个早在16世纪就已成为联系亚洲和欧洲、非洲、美洲的重要贸易商埠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澳门与葡语国家，甚至拉丁语系国家（共80多个国家），都建立和保持了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

澳门的双向桥梁地位已经吸引了一些非洲、欧盟国家的政要及商界重量级人物来到澳门寻求合作，以图开拓中国市场或吸引中国投资。我相信，澳门的双向桥梁地位，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内地中小企业与澳门合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

二是经济制度开放的优势。澳门是国际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是世界上经济开放度相对比较高的地区之一。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主体和跨国活动与日俱增，澳门高度开放的自由经济制度安排，能够更好地跨越各国间因不同国家疆界和经济制度而筑起的障碍壁垒，发展离岸经济和跨国经济，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

三是人才优势。澳门回归祖国后，在文化、语言、法律和政制等方面仍然保持了东西兼融的特点。目前，澳门约有1万多名葡萄牙后裔居民，还有十万名华人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不少人会中葡双语，也不乏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并且了解欧洲和拉丁语系国家文化、法律、行政制度、商贸条例的人才。凭借人才优势，澳门可以为我国与葡语国家及拉丁语系国家经贸等方面的合作提供周到的文化、法律、商务咨询和翻译等方面的服务，尤其是可以在开展人才培训和经贸合作中介方面发挥较大作用。

四是经济发展活跃的优势。亚太经济区域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而澳门虽然是一个微型经济体，但由于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成为该区域内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澳门回归以来，连续几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作为龙头产业的旅游博彩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旅游者，带动澳门旅游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畅旺局面。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当中包括发展与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的会展业。澳门地理位置优越，与周围国家和地区有着密切关系，海陆空立体交通四通八达，是建立世界性会展中心的理想地点。近两年，超大规模的酒店及会展大厅相继落成，有力地配合了澳门会展业的拓展。

我们相信，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区政府的领导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澳门一定能够充分运用这些优势，发挥好我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平台的作用。

三、呼吁内地和澳门的企业家积极参与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经贸合作

胡锦涛主席的非洲八国之行，为我国与包括部分葡语国家在内的非洲国家的合作带来了广阔的前景。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澳门和内地的企业家在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上，一定大有可为。在这里，我郑重呼吁澳门和内地有胆有识的企业家，携起手来，各展所长，共同开拓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事业，并进而发展与欧盟、拉美及非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为国家、为澳门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我也呼吁，全国工商联与澳门的中华总商会发挥好牵头作用，发动和组织两地的企业家投入到经贸合作的事业中来。

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改善金融结构

最近召开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放宽准入、降低门槛，发展适合农村需求特点的多种所有制、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这些新的政策措施将对改善我国金融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结构指的是一个国家中股权直接融资和银行间接融资，以及间接融资里大银行和小银行融资的比重。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是动员资金、配置资金。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率决定于是否能够把动员起来的资金配置到最有竞争力和社会回报最高部门里的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我国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到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2050美元。

和发达国家比，我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仍然是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制造业和国内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这些产业和区段中的企业绝大多数是资金需求规模相对小的中小企业。在2006年我国的2576万家个体工商户和494.7万家私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类企业。另外，我国还有57%的人口在农村，绝大多数经营小规模的农场。

目前我国的金融结构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在银行中又以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为核心，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到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75%。这种过度集中的金融结构固然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但是，也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首先，绝大多数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因为得不到金融支持，发展受到抑制，降低了资金配置的效率。

例如，2006年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服务业的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5%，比中等发展程度国家平均53%的水平低了13.5个百分点。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则从2004年的3921.6万家减少到去年的2576万家。其次，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受限，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困难，二元经济结构难于消除，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上其他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增加了城市本身就业的困难。

第三，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只能靠自我积累，生产规模很难扩大，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第四，改革开放以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能够从银行和股市融到资金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这种融资结构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第五，大银行的融资倾向于大项目，资金过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银行，容易出现在每一个阶段投资项目过度集中于某些同类型的大项目的“潮涌现象”，增加了宏观调控的困难。

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规模相对较小，绝大多数不适合到需要公证和按期披露信息等昂贵中介服务的股市和债券市场融资。中小企业和农户一般也缺乏可供抵押的资产，银行需要掌握企业家个人和农户的信用、经营能力、未来的收入流等情况才能降低贷款的风险。国内外的经验一再证明，地区性中小银行一方面由于资金规模相对小，其贷款对象不会是资金需求规模大的大企业，另一方面，银行家对当地的中小企业的经营、企业家的能力和信用等信息的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因而，地区性中小银行是给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最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

从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农村，如果能够根据农业生产、社区组织的特性，以创新的小额信贷模式来组织，也能够发展出可以有效地给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并且成功经营的农村小额信贷银行。中南美一些国家把这种农村小额信贷的方式加以改革，运用到了城市贫困人口开办的微型企业中，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如果有完善的信用和担保体系，中小企业和农户也有可能从较大的商业银行获得贷款。

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的早期，其金融结构是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随着产业发展，企业资金需求规模扩大、风险增加，才逐渐发展大银行和股票市场等。即使到今天，发达国家还存在许多为中小企业和农户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和金融机构。不仅如此，由于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上的优势，发达国家的政府还通过立法、设立机构专门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户贷款。在美国就设有中小企业署，由国会拨款提供资本金，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直接贷款和风险投资。欧洲、日本也有类似机构。

发展中小企业，多创造就业机会，让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得到充分就业，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发展农业产业化，让农村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这些措施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所以，除了因应加入WTO过渡期结束后银行业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需要继续完善现有的银行、股市等金融机构以提高其业务水平和竞争能力外，还应该积极落实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大对农村和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政策，推动放宽农村银行业准入的试点。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理念和制度创新，支持能够为中小企业、农户和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农村小额信贷银行，以及相关的政府和民间的信用、担保、投融资体系的发展。这是改善我国过度集中的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体系配置资金效率应有的措施，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关于建立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引领和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加快发展的建议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社会公认，世界瞩目。但是，城乡差距拉大、农民增收缓慢，并且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三农”问题，社会反映强烈、党中央十分关注。多年来虽然已经采取不少措施，可是，农村的落后面貌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200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治本之策。这一战略思想，为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如何发展现代农业，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情况看，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发展基础有别，体制和机制又不一样，所以发展现代农业的路径也各不相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短缺，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走的是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荷兰、以色列、日本、韩国等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则走的是以资本和技术替代土地、水等稀缺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道路。

这表明，发展现代农业在世界上没有统一或固定的模式。中国东西南北差异很大，从总体上说，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资源不多，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又历经坎坷。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仅二十多年就迅速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今天，如何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农业，既存在理论问题，又有实践问题；既存在体制机制问题，又有方法步骤问题，不存在现成的模式可循。为了避免重蹈历史上的弯路，又能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又好又快的农业现代化路子，建议在黑龙江垦区建立国家级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全面探索和积累经验。

这个试验区，应该是继续发挥农垦企业对县乡农村的示范带动作用，把现代农业的生产基地、科研基地高标准地建设好，更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把现代农业的博览展示、规范交易、精细加工、物流仓储、公共服务的平台搭建起来，以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把现代农业真正建设成优质高效农业、绿色生态农业、资源节约型农业和循环经济型农业，为促进全国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我国以前建立的经济特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都达到了促进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的目的，同时又积累了经验，为创新发展思路、建立新的发展体制机制和制定政策措施提供了实践经验。在黑龙江垦区建立一个国家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我们有理由认为可以达到同样的预期目的。

从现实条件看，将黑龙江垦区建成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是完全可行的。一是，垦区已经步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黑龙江垦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综合机械化率达93%，农业科技贡献率达67%，粮食总产达226亿斤，年粮食加工能力达到1400万吨，形成了由5个国家级和6个省级龙头企业带动的油脂、稻米、乳品、肉类等十大主导产业群，创出了“北大荒”、“九三”“完达山”等全国知名品牌，产业集聚和规模扩张的势头强劲。

垦区基本具备了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市场竞争要求相适应的农业产业化水平，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城镇化基础建设水平。二是，垦区已经在黑龙江农业发展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发展层次，必然对全国发展现代农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垦区1986年就开始尝试“两场带四乡”，引领农民走现代农业之路。

现在合作共建范围已经扩展到27个县，已由单纯代耕发展到整乡土地承租经营，合股创办农机合作社和农业技术服务公司等多种形式，把保护性耕作、模式化栽培和标准化作业、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经营等先进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理念扩散到附近的县乡和农民中去，带动地方农村向农业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发展。三是，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支持垦区加快发展的思想明确，措施有力，有利于把垦区早日建成全国的现代农业试验区。

2006年省委、省政府在指导新农村建设的文件中就明确提出，“支持垦区发挥优势，挖掘潜力，带动地方农村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最近，省委又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垦区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支持垦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更好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优惠政策和保证措施。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广大干部、农村群众都强烈要求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在黑龙江建立起一个国家级的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

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思想，通过在黑龙江垦区建立现代农业综合试验区，把中央的这一战略思想率先变成现实，做出样子，不仅对黑龙江、对东北地区，而且对全国探索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创新农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创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无疑具有示范、引领、促进和带动作用。

加快北部湾开放开发积极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美丽、富饶的北部湾，自古就是我国的海上重要通道，在对外交通和对外贸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长期固守边防等历史原因，今天北部湾的经济发展已落后于其他沿海区域，成为我国沿海经济的“洼地”。

地理概念的北部湾包括我国的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部，以及越南的东北部区域。该区域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东临粤港澳，位居中国—东盟经济圈、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的结合部，在中国与东盟合作、泛珠三角、大湄公河次区域、南贵昆经济带等多个区域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里拥有兴建大型深水码头的良好条件，港口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水能资源和农林资源非常丰富，极富开发潜力和价值。

近年来，环北部湾三省区已相继制定了相关发展战略，特别是广西积极抓住多区域合作的历史性机遇，成立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统筹规划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布局、重要资源整合、岸线资源开发利用等重大问题，北部湾的开放开发步伐明显加快，发展势头良好。当前，广西沿海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港口发展具备相当规模，沿海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逐步形成了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良好平台，在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东盟各国的积极回应。

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发展的事实表明，加快北部湾开放开发、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环北部湾省区的改革发展，也有利于丰富和深化我国与东盟合作领域和内容，还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区域经济布局，带动西部，缩小差距，促进共同发展。北部湾地区有条件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推动形成长三角与珠三角、渤海湾与北部湾以及海峡两岸“两角两湾两岸”的沿海经济发展相互支撑新格局。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大潮，北部湾的优势在沿海，出路在开放，发展在合作。应以开放的眼光，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中谋划、布局和推进北部湾的开放开发。把自身发展同区域合作紧密结合起来，在积极融入、大力推动多区域合作中充分发挥北部湾的区位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为此，我们建议：

一、把北部湾开放开发和推进泛北部湾合作提升为国家行为，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地处边防的北部湾，长期以来为确保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错过了许多发展机会。虽有了多区域合作难得的发展机遇，却仍未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其战略地位亟待提升。加快北部湾的全方位开放开发、推动泛北部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仅靠地方推动显然不够，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推动。

建议国家进一步重视这一区域的发展，将加快北部湾开放开发、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尽早纳入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总体战略和规划中，成为中国—东盟“10+1”框架下新的次区域合作。

二、从国家层面组织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在去年召开的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和东盟十国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了“积极探索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可行性”的倡议，东盟国家领导人作出了积极回应。

泛北部湾包括中国及南中国海沿岸的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文莱等相关国家，其经济合作是国与国之间的事，需要建立多边、多层次、多形式、开放型的协调机制来推动实施。建议在国家层面成立泛北部湾工作委员会或由国家有关部门与环北部湾各省（区）联合成立部省（区）工作组，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纳入我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合作计划，以港口、交通、物流、能源、旅游、文化等产业项目合作为切入点，深化合作领域和内容，建立和完善合作机制和平台，从国家层面务实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

三、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是我国唯一的沿江、沿边、沿海地区，是战略前哨与边界地区，是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前沿和枢纽，又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将这样一个有多重区域合作优势，需要多重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地区列为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可集中检验政策实效和合作成效。

建议将北部湾（广西）经济区列为国家区域开放合作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在土地管理改革、财税扶持、保税物流、金融改革创新（如设立北部湾发展银行和产业投资基金）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环境保护体制、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在推动西、少、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经验并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四、高度重视保护北部湾生态环境。北部湾开放开发必须统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和环北部湾的省、区、市应严格北部湾岸线资源的开发与管治，将岸线按主体功能划分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并严格遵照实施，确保北部湾在高效、有序开发中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今天下午的大会发言完毕。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