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是伟大的爱国者

    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在4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有成千上万名航天人奉献了他们毕生的精力。著名的钱学森博士，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这位才华横溢的航天科学家，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钱学森是美国最早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古根海姆试验室的主要成员，在美国是公认的力学、工程控制和火箭技术专家。
    钱学森也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创导人。钱学森博士既是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气节”的伟大爱国者。

钱学森博士，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
1929-1934年 ，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习。
1935年，他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身份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
1936年10月起，他从师冯.卡门教授，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理论。
1939年获航空和数学博士。他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技术等尖端科技方面的才华，使他成为当时有名望的优秀科学家。
1939-1944年，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
1943年，在获得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批准之后，在冯.卡门教授领导下从事火箭发动机的实验工作，不久即转入远程火箭的研究。
1944-194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讲师，1945年任副教授。
1946-194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1947年任教授。
1949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教授。同年，他推导出著名的“钱学森公式”，提出了航程3,107英里（5,000公里）的助推滑翔超音速飞行器的建议。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时，钱学森博士准备回国效力。
1950年7月，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指控钱学森博士是美共党员，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取消他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钱学森博士愤然决定省亲回国。但行将出发时，他被美国当局拘留。两星期后虽然被美国朋友们保释，但行动从此失去自由。在1955年回国前，五年多漫长岁月的波折和斗争当中，钱学森博士一直受到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只能教书和从事《工程控制论》的论文写作。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周恩来总理机智的外交，实现了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后就萌发的报效祖国的初衷。中国早期航天技术的规划、国防部五院初期科技干部的培训、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建立等，他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5年10月23日，钱学森博士从海外归来。对于此事，周恩来总理是非常重视的。他在五十年代末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说来，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向聂荣臻元帅交待说：“钱学森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顾他” 。
1956年4月，钱学森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作“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报告，会后，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发展我国导弹技术是我国国防科技的一个重要的主攻方向。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任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57年，任中国应用与理论力学学会第一任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常务理事。同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同年8月，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人造卫星(581)任务领导小组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付组长)，负责组建三个设计院，准备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60年9月，为组织国产P-2 导弹首次试飞，成立试验委员会。钱学森、王诤任试验委员会付主任，张爱萍上将为正主任。同年11月5日，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一举发射成功。
1961年7月，钱学森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技委员会主任委员。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钱学森等四人为领导，负责组织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按排各项空间技术研究课题，为我国航天事业早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65年1月，钱学森等建议：我国弹道火箭已有一定基础，可以发射一定重量的卫星，应及早列入国家计划。
1965年2月，国务院任命钱学森等六人为第七机械工业部付部长，王诤为部长。
1968年2月20日，钱学森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
1970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同年4月2日，钱学森等参与周恩来总理主持的“长征一号和东方红一号”专门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汇报，批准卫星和火箭进入发射工位。
1970年4月24日，经毛主席批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一举发射成功。
1979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夜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经北京上空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兴地接见了钱学森等参加第一颗卫星工程的代表。
1980年，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1986年，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当选中国科协主席。
1989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国际科学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博士“ 世界级科学和工程名人”称号和“小罗克韦尔奖章”。
1991年，美国航天学会在遴选百年来对世界航天作出重大贡献的百位名人时，恭敬地把钱学森博士高排在第二位。 同年，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学森，特别重视质量可靠性技术

作为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创导人，钱学森也特别重视质量可靠性技术。因为，六十年代的客观环境和军工产品的特殊要求，迫使我们从电子元器件做起, 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狠抓质量, 没有退路。当时兴起的全面质量管理, 提高了国有企业产品的质量水平。而导弹、卫星等等高新科技产品的成功发射,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综合国力。

为此，钱学森大力倡导可靠性增长技术。1975年以后，多次提出“变动统计学”及“小样本变动统计学” 理论，指导我们结合随机过程理论、经典统计理论、 Montecarlo 方法、 Bayes方法和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增长趋势检验、相邻工程阶段之间是否存在增长的各种统计检验方法, 按照产品研制改进中的不同方式, 选用不同的增长模型, 再利用试验中的失效改进信息, 进行定量分析, 并完成了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质量与可靠性增长技术国家级课题( 详见科成交字-1994-第4号文件 )。为航天等军工系统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可靠性设计方法、故障诊断、处理规范，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和保证体系。

我国在自行研制火箭、导弹40多年来，历经上百次飞行的考验，我们的质量与可靠性增长技术已经足以保证中国造出高质量、高可靠性的导弹、运载火箭及其它航天飞行器，并能对发射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和故障进行及时处理和排除。

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可靠性与 美国同类的一次性运载火箭相比，毫不逊色。

而且，正当我国长征(LM)系列运载火箭自 1996年10月以来,取得连续发射 21次成功之际，我们美国同行的日子却不太好过。请看下表和以下事实：

在1995年中、美公司共同研究LM-2E发射亚太星二号故障之前，中国的LM-2C火箭已经有14次连续发射成功的记录。以后，它又连续6次发射摩托罗拉公司的铱星，至今一直保持100％的成功率。 而从 98年8月到99年5月止，9个月来美国火箭在发射民用和军用有效载荷时恰发生了 七次重大失误。产生失误的既有通常可靠的老式火箭也有新设计的火箭 总损失超过 35亿美元 。

*** 七次失误事实如下：

1.1998年8月12日,也许是美国同行一连串卫星发射失误的第一个倒霉的日子。那一天, 军方发射的一枚推力最强大的大力神4型火箭在起飞41秒后爆炸,损失了一颗价值8亿美元的军用通信情报卫星,火箭自身价值3.4亿美元。空军事故调查委员会把那次失败归咎于发射前未能发现的电线损坏。

2.3. 大力神4型火箭的另外两次发射失败,均发生在今年4月。每次失败造成了约l0亿美元损失。在4月9日的发射中, 末级火箭按预定计划分离,但没能在多级点火时正常工作,因而把导弹预警卫星送入了错误轨道。

4.99年4月30日,半人马座火箭发生故障,把一颗军用通信卫星送入了比预计轨道低数千英里的位置,那颗卫星可能永远无法使用。99年5月l0日<</font>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报道说,半人马座火箭在起飞9分钟后,由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控制飞行的计算机软件计算错误,而使火箭偏离了方向。报道说,计算机软件是在临发射时装上去的,该公司在正常检测时,未能发现软件有问题。

5. 98年8月26日,波音公司制造的德尔塔3新型火箭,首次发射,火箭在起飞后71秒,因第一级制导系统的设计错误,引起爆炸,摧毁了价值2.25亿美元的银阿l0号通信卫星。

6. 99年4月27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较新的雅典娜2型火箭,从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后,未能把一颗地球图像卫星送入轨道。重1,300磅的有效载荷保护罩没有与价值2,500万美元的火箭脱离,把卫星带回大气层烧毁。

7. 99年5月4日,一枚德尔塔2型火箭的第二级在太空重新启动后,未能飞行足够远的距离,使价值1.45亿美元的猎户座通信卫星,因低于预定轨道数千英里,而无法使用。

*** 故障原因总结分析：

1.设计问题：波音公司认为,老式德尔塔2火箭,10年来的发射成功率达到97.5％,这表明该公司知道如何制造出质量合格的火箭。德尔塔3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事故调查委员会认为，德尔塔3运载火箭发生爆炸的原因是由于火箭的制导和控制系统发生故障造成的, 并预测故障模式是控制系统稳定性的问题。事故调查委员会主席称，修改控制软件就可解决德尔塔  3火箭的问题。

2.人才紧缺：加州埃尔塞员多一家私营公司从事咨询和工程研究的航空航天公司负责人约翰.维拉克说,美国火箭制造行业严重缺乏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80年代初出现的人才紧缺,造就了新一代年龄在20岁上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批年龄在55岁以上接近退休的工程技术人员。但是介干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技术人员数量很少。

3.过分依赖计算机：维拉克说，另一个问题是,在新产品研制过程中过分依赖计算机模拟和模型，从而减少了对实际硬件的测试。施吕特说, 波音公司对火箭的部件和子系统进行了大量的测试, 公司对测试结果非常有信心。但是他承认,把这种分析方法用于整体火箭有“风险”。由于这种“风险”，将会要求火箭制造厂商对新型火箭做若干次不携带有效载荷的飞行测试。这对于火箭制造厂商来说,当然是一项昂费的开支。

4. 主要原因是管理体制等非电子故障：维拉克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收集的一份关于各种航天飞行的统计数字表明:自1990年以来,航天发射大约发生了60 起重大失误。他说, 我们寻找造成失误的共同原因,其结果使我们多少有点感到吃惊。我们担心的往往是电子和计算机系统，但是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却是管理体制和推进器等硬件问题。这就是说,火箭发动机和燃料系统的各种制造部件以及供各级火箭分离使用的爆炸螺栓弹簧和其他机械装置最容易出问题。

钱学森简历 

钱学森归国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我1945年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组推荐的专家之一。他是当时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流火箭专家，后来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人物。钱学森作为加州理工学院火箭小组的元老，曾在二次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火箭研究作出过重大贡献。
　　美国情报机关无视钱学森的学识、名望以及对美国的贡献，1950年指控他是外国共产党分子，硬说对他所居留的国家构成危害。当他打算动身回归中国时，被移民局逮捕，关押在拘留所里两个星期。随后，违背他的意愿，被滞留在美国达五年之久，经常受到被放逐的威胁。1955年，他在饱尝不公正待遇的辛酸后，收拾行装，返回祖国。美国实际上并无真正站得住的理由，就把最出色的一位火箭专家奉送给了红色中国。
　　美国这一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钱学森出生在上海，在他称为古老中国庄严中心的北京长大。在那里，他进入一所专为富有才能的青年设立的中学。接着去上海交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35年，他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36年的一天，他来征询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的意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抬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他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以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
　　钱同意了。他在许多数学问题上和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有成功地把数学与自然现象中物理图像结合在一起的非凡能力。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帮我提炼了某些思想，使一些很艰深的命题变得豁然开朗。这种天资是我所不常遇到的，因而他和我成了亲密的同事，并很快引起学院其他教授们的注意。
　　钱喜欢到我家作客。由于他饶有风趣的见解和诚挚直率的风度，我妹妹总是很欢迎他的到来。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各种新颖的思想，使我们倾服。记得在试验导弹的早期日子里，钱意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着的重要性：半开玩笑地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喷气式武器部，在那里应能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当时指出，这里的技术同其它类型武器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必须委托给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要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思想方法去进行研究。后来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他甚至还建议我们成立一个学会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
　　对实现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助推起飞研究计划，钱有过重大贡献。后来，他接受我的邀请，参加了空军科学顾问组。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同他接触，了解一下他如何对待和处理技术问题是颇有益处的。他对我一直非常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还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
　　这也许是一个人给别人的最高赞词。1947年2月，我愉快地推举他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此后不久，钱收到从中国的来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祖国去安抚年迈的父亲。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几个月后，在一封长信里他十分详尽地告诉我他在祖国见到的人民贫困和痛苦。当时那里是在国民党人手里。信的结尾他顺便告诉我，他已经和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准备把她带来美国。她是一位具有歌唱家天才的可爱的世界主义者，曾在柏林研究过德国歌曲，后来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爱好音乐，看来他很幸福。我也感到高兴，他终于找到一位具有国际知识的妻子。
　　有一件事他没有提及，是我后来听说的，他在中国时，曾拒绝接受要他担任交通大学校长职位的聘请。
　　他值五个师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两年左右后，钱又回到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喷气推进课程的戈达德教授以及丹尼尔和弗罗伦斯·古根汉姆喷气推进中心的领导人。实际上他在1949年已经写过第一篇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至今仍被认为是这个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性名著。
　　这时，在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了全面追查。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们效忠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加州理工学院，这所素有维护许多奇特的、独立的科学家名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注意。凡是于1936年至1939年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生活过的人，都有披视为四十年代中不可靠分子的危险。
　　一天，怀疑终于落到了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时要他揭发一个名叫西德尼·槐因包姆的化学研究负，此人曾在一起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案件中提供过伪证而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同他有过一般交往，为他介绍过职业，还曾去过他家欣赏古典音乐。
　　钱拒绝揭发他的朋友，1950年7月间，军事部门出乎意外地突然吊销了钱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
　　钱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他去找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申明失去了接触机密正书，他根本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研究。他感情激动地说，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居留美国。杜布里奇安慰他，希望他保持镇静，建议他对这个决定提出申诉。但是，钱并不想提出申诉，因为他感到，正像他的许多朋友遇到的那样，在当时的气氛下，一个异邦的中国教授不会有多大希望打赢这场官司。何况钱又是那么骄傲，他并不认为他必须向当局证明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当钱的接触机密证书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里奇院长那里听到这消息后，即刻写信给钱，表示我的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做我能做的一切。许多重要人物出来声援钱。但无济于事。
　　钱会见过丹尼尔·金布尔。金布尔作为海军次长，对钱在喷气推进中心承担的研究计划负责。钱告诉金布尔，如果不恢复他的证书，他打算回中国去。但是毫无结果。这样，钱就定下决心，打电话给这位次长，说他已经准备动身了。
　　金布尔十分激动，随即通知了移民局。事后他私下对我说，这是因为怕钱回到中国使共产党人得到美国喷气推进研究的军事机密。然而，后来事情竟然这样快地变糟，我想金布尔也会感到惊奇甚至震惊（据外电报道，丹·金布尔曾说过：“我宁肯把他枪毙，也不愿放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5个师。”——校者注）。移民局不仅搜查他，粗暴地对待他，还在特米那岛上的拘留所中把他拘留了14天，直到收取了巨额保释金以后才释放了他。
　　后来事情竟发展到了极点。海关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其中有机密材料。全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刊登开云网页版-开云（中国）官方在线登录说：一名“共产党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这个国家。当然，这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是足够正大光明的。在他打包以前，曾把所有资料交克拉克·米利根检查过。接着，帕沙迪纳的美国检查官在审查了钱的所有材料之后，辨明钱是无罪的。
　　可是，1950年10月，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一项放逐令，宣称钱是一名外国共产党分子，因为他在1947年非法地再度进入美国。这样一来。这位仅仅在两年前还获得过美国政府最高赞扬的骄傲而有教养的人，发现自己不仅完全处于被迫害的境地，而且处于被抛离这个国家的危险之中。
　　终于回国钱变得十分阴郁。他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去研究技术问题了。
　　我和我的所有同事都确实相情，钱并不是共产党员，最多不过曾同某些后来被认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同情者的人有过一般社交关系，移民局捕风捉影的证据是全然不可信的。曾经有好几种说法。我的朋友马勃教授告诉我，其中一个说法是：
　　两名洛杉矶警官说他们曾经在其形容为共产党员登记卡片上，见到过钱的名字，但却不是钱本人的笔迹。“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教授还告诉我，一位共产党教授曾被要求提供证明，证实钱是共产党。最初这位教授拒绝作证，他说对饯的指控是不真实的。后来他被起诉，政府威胁他说，因提供伪证罪他将被判处四年徒期。他旋即改口，作了“伤害性”供述，说他“设想”钱是一名共产党人，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象看见过钱。
　　帕沙迪纳移民局下令驱逐钱出境，甚至带有威胁地诣往说，如果钱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就要判他以伪证罪。作为事情的完结，钱被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以致中国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一个中国公民。
　　拘留钱的目的，是要使他当时所掌握的一切知识变得陈旧过时。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必须每月向移民局作一次汇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口中国去的打算，因为他觉得，只有中国在真正营救他，而且在那里他会得到应有的礼遇。
　　钱学森、他的妻子蒋英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这个回家。有传闻说，他是与一个红色中国手里的盟军俘虏在华沙进行了交换，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真的。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乐于请他回到中国。于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我的一位杰出学生，就这样交给了共产党人。

钱学森的学识与胆识

在东风—3号发动机地面试车过程中；不断发生故障。今天试车，这个地方出问题，科技人员经过努力解决了；下次试车，另一个地方又出问题；再下次试车，又有新的问题发生…出现的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来到试车台，他在细心观察故障情况并听取汇报以后，思之良久，最后提出，我们不能总是让故障牵着走，大家是不是回过头来想想有什么根本问题在影响着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是不是应该考虑高频振荡问题？他的话启示了在场的科技人员。在考虑了高频振荡所产生的影响以后，改进了发动机的设计，从此，东风—3号发动机的试车顺利过关。1966年6月下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长证—l号”为解决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而进行的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中，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钱学森亲临现场，在讨论中认定：此现象在近于失重状态下产生，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那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很小，不影响飞行。他的这一大胆地分析，使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导弹航天属高科技，技术问题常常是非常复杂的，而在初创阶段我们又缺乏经验，对于一些技术难题在意见纷争的情况下，往往难于决策。由于当时钱学森是技术负责人，所以一些棘手问题常常提到他的面前，这就需要决策者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也要有一定的胆识。钱老回忆说，六十年代，在基地的一次导弹试验中，因在加泄推进剂时操作有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即弹体瘪进去一块。在场的人看了都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一个大故障，导弹不能发射。钱学森听完汇报，亲自爬到发射架上，察看故障情况后，认为箱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于是他结合自己过去在美国所做壳体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外面空气压力大，压瘪的。点火发射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所以他主张发射照常进行。钱学森的这一科学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他的决策仍有很大风险，许多人表示担心。负责发射指挥的基地司令员甚至拒绝在给中央的报告上签字。最后这份由钱学森一人署名的报告送到北京以后，聂荣臻元帅批准了钱学森的意见，结果如他所料，这次发射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