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是我国正在建设和完善的大科学装置。它们之所以备受各方关注，是因为其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人类探索自然和科学世界必须借助科学仪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逐步深入到细胞、分子、原子和原子核层次，每深入一步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每进一步也都离不开科学装置的发展和更新。

大科学装置对于取得重大创新性科学成果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大科学装置在国家创新能力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已经建设众多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纷纷制定新的大科学装置发展规划。

在这一领域，我国也在迎头赶上。本期周刊特别关注我国在建的大科学装置，以飨读者。

——访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

记者：大科学装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投资巨大、耗时较长，在发达国家都感到吃力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要开展这些工程？

白春礼：当前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国策。我国确立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大科学装置在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占据重要地位。

人类探索自然世界必须借助科学仪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是从一开始看到身边的各种物质逐步深入到细胞、分子、原子和原子核深层次，这些原子内部结构与运动的信息只有借助大科学装置才能获得，而这些信息是众多学科前沿研究的基础。

目前，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大科学装置在国家创新能力中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已经建设众多大科学装置的基础上，纷纷制定雄心勃勃的大科学装置发展规划并加大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规模。

我国要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建造大科学装置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我国基础科学和前沿高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在部分科技前沿领域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

记者：我国在建和建成的大科学实验装置有哪些？运行情况如何？未来一段时间国家对发展大科学实验装置有什么规划？

白春礼：目前我国在建和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包括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托卡马克聚变实验装置、长短波授时系统、遥感卫星地面站、遥感飞机、上海光源、地壳运动观测网络、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生物安全实验室等。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投资60多亿元启动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包括散裂中子源、强磁场实验装置、大型天文望远镜、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航空遥感系统、结冰风洞、大陆构造环境监测网络、重大工程材料服役安全研究评价设施、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子午工程、地下资源与地震预测极低频电磁探测网、农业生物安全研究设施等。

我国已建成的大科学装置运行情况总体良好，提高了我国在相关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高技术的研发能力，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有效的服务，提升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奠定了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地位；刚刚通过国家验收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使中国的聚变研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同时，通过大科学装置的建设、运行使用和发展，中科院也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工程技术、科研和管理队伍，其中不乏专业领域的拔尖人才和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技术专家。

记者：在自主建设大科学装置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参加国际大科学工程建设，这与我国自主发展大科学装置有没有矛盾？如何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关系？

白春礼：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诞生之始就表现出开放性、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趋势逐步增强，其原因来自两方面：一是由于科学目标的提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所需的资源越来越多，以至于一个国家难以承担，必须集中世界各国的资源来共同推进。二是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由于许多科学问题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整体性的研究，要求将相关大科学设施纳入一个整体的建设和研究框架。这种合作常常通过大型国际科学计划来体现。

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自我”创新，而是在开放条件下创新。应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和地区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提高自主创新的起点。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升级换代和技术转移速度，在创新路径上尽量少走弯路，实现技术跨越和后来居上。通过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也为我国培养一流科学家创造了条件。正因为如此，各国都希望在合作中为本国争取最大的科学效益和社会经济利益，因此合作中也存在竞争。(记者　廖文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