罂粟盛开的土地

事实上到了上世纪20年代，果敢麻粟坝的鸦片已经在金三角一带远近闻名，以交易鸦片的“烟节”，也成了仅次于春节的重大传统节日。手持文明棍的英国绅士，带着印度奴仆，雇请“赶洋脚”的马帮每年从麻粟坝带走烟土不下上千驮。

据老一辈果敢人说，果敢是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开始种植鸦片的。《果敢志》记载:20世纪初期，每至春节后三四月鸦片上市时节，中国川、滇赶来的马帮和印度、泰国来的商贾，都云集果敢老街赶“烟会”，时间为10天到半个月不等。作为果敢政治经济中心地带的老街，当年尽管只是一条小街，却因这一鸦片盛会而声名远播。100余年来，整个果敢及周边地区出产的鸦片，几乎全以老街为集散地。可以说，果敢是金三角地区最早形成的、最负盛名的鸦片集贸地。果敢人也成了最会做鸦片生意的人。

在金三角，只要说是果敢人，旁人莫不礼让三分。这不仅因为他们是金三角地区最早的押运大烟土的保镖专业武装，还因为果敢人“一致对外”的强悍武勇与团结。百来年，果敢人靠经营闻名滇缅的大烟集市和贩运鸦片为生。

早先的果敢人只是靠充当大烟贩子的押运保镖获取报酬，抗战胜利后，部分当地豪强如杨家土司、金三角地区第一个世界级大毒枭罗星汉等，开始自己涉毒，并武装贩运鸦片牟取暴利。

基于专业贩毒的传统，果敢因此产生了不少代表性人物、国际通缉的大毒枭。“鸦片将军”罗星汉就是使金三角毒名扬天下的果敢标志性人物，其祖上是亡国的南明永历帝身边的一个副将，传到罗星汉这一辈刚好是第10代；前些年中国抓获的泛金三角地区新一代大毒枭谭晓林，原来就是盘踞在果敢，后以果敢地区的勐固为基地活动。

果敢南面100余里是另一个著名的大毒枭坤沙的老巢莱莫山，果敢与莱莫山之间历来有鸦片贸易往来和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果敢公安局警员刘三透露说:“果敢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以罗星汉、坤沙是果敢培养出来的大人物而感到自豪！”

果敢如何培养出了金三角两代毒王？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残军93师败逃果敢，在此地开办了“果敢军事学校”。时年14岁的罗星汉和时年15岁、后来的“果敢王”彭家声（缅共创军元老、果敢政府主席）成为该军校首批22名毕业学员之一，罗星汉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毕业后他们均被授予“少尉”军衔。

比罗星汉、彭家声年纪稍小的莱莫山土司的儿子坤沙，20岁时也到果敢入读这所“果敢军事学校”。老人们说，该校当年的教官是蒋残军系中的老黄埔生，罗星汉、彭家声、坤沙在此学到了黄埔军校系统军事战术，以及中国远征军丛林作战等军事技术。

“这对以后三人成年后的创业，起了决定性作用。现在连果敢当地知道罗、彭曾是同窗的人，都已经很少很少了。”果敢公安局干事何峰说。知道两代毒王罗星汉、坤沙竟然也师出同门的人，当然就更少之又少了。

果敢的“小三国”纠葛

当地人称果敢有个“小三国”。即果敢在二战结束后初步形成了三大势力主导局面:杨家土司的地方民族武装、受缅政府扶持的罗星汉“自卫队”武装，以及彭家声领导的缅共民族武装。因果敢是金三角地区最早最专业的鸦片贩运地区，果敢政要历来涉毒贩毒，20世纪80年代初，彭也曾被国际社会宣布为金三角毒枭之一。

1989年3月11日，彭家声成立“果敢同盟军”，实行果敢民族自治，实行民族和解，提出了禁毒口号。从此缅甸境内的16支民族武装中，有15支放下了武器与政府讲和。“果敢之父”彭家声一时成了缅甸的“民族英雄”。

1992年11月，因推行禁毒，彭家声与掌握兵权、大肆贩毒的副司令杨茂良发生内讧，双方兵戎相见。杨转而向强邻佤邦求助。因果敢历来与南部莱莫山的历史渊源，彭家声与坤沙的关系较为密切，而缅政府军那时正联合佤邦军和坤沙交战，佤邦于是“助杨倒彭”，派出1500人的佤联军支援杨氏兄弟。1993年5月，彭家声被迫退出了果敢地区。杨茂良开始主政果敢。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官员说，在杨茂良主政期间，果敢地区的毒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杨氏兄弟本身就是大毒枭，大毒枭主政果敢，更主要的是他们把毒品出口的主通道，指向了中国境内，一度给中国云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中国公安部当时把杨氏兄弟列为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大毒枭。

1994年，杨茂贤在潜入中国临沧地区贩毒时被抓获，同年由临沧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死刑。杨氏兄弟先是宣称要给中国政府出多少多少钱，想赎回杨茂贤的命，中国方面不为所动。杨氏兄弟于是叫嚣要武力报复，杨茂贤的儿子还猖狂地把一尊钢炮架到了相邻的中国南伞口岸海关前，以示威胁。中国方面迅速调集部队，严查封关，这使得果敢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无论是日常消费还是商贸都是靠中国），一下导致果敢民心倒向。

1995年11月12日，彭家声与其女婿“果敢东部同盟军”司令林明贤，联合缅政府军数营兵力，入驻果敢。杨氏兄弟被迫从此逃离果敢地区。“果敢王”彭家声重新控制了果敢。而缅政府军则趁机控制了老街至清水河42公里几乎所有的军事制高点。

1995年12月20日，缅政府、彭家声、果敢三方成立了“果敢临时政府”。

为了调查大烟种植的原生态，2002年4月20日，记者去到果敢西山区大水塘。副区长李树林和派出所所长赵小德带记者到附近山头，看3月底4月初收割了的罂粟地。地里是一片片已经枯干了的罂粟，偶尔还能看见有晚熟的罂粟青果生长。地里堆着一地已经收割过的鸦片果。

当时缅政府军和同盟军一直在做铲除种植罂粟的工作。政府人员在大水塘砍掉了种植面积在2000拽左右的罂粟（当地人没有亩的概念，以产鸦片量缅斤“拽”来计数产地面积。“一拽”是指一缅斤，合3.3市斤）。旧历的八九月间，正是往常种植毒品的时候，缅政府提供了豌豆、麦子种子，改种了1000多拽麦子、蚕豆。但山民还是习惯性种了很多罂粟，政府人力有限，也难以监管到那么偏远的地方。

一般只要有四五个劳力的家庭，很容易就可以种上七八亩罂粟，每亩大约可产一拽鸦片。一般四五拽可以生产出一件货（750克）的海洛因。大水塘地区烟农零零星星收了1000多拽鸦片。在没有禁种前，这一地区每年可以产4000多拽鸦片膏。

收购者往往在每年下种罂粟的时候就来了，他们赊账给烟农，到收购时再扣除。收购价钱不好时，每拽才卖1600－1700元人民币。年成好时，一拽就可以卖到5000－6000元。年年发财的都是收购者与制造海洛因者，烟农贫穷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