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灾难频发的一年，也是值得记忆的一个慈善之年。据统计，2008年我国的慈善捐赠总量达1070亿元，是2007年的3.5倍，占GDP总量达到了0.356%。尤其在应对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全国上下踊跃捐款捐物，感人的场景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就在全社会都在奉献爱心的时候，一些企业却并没有兑现自己当初的慈善承诺，它们是不是忽悠了慈善这个高尚的字眼？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赖捐企业黑名单”成焦点，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对灾区捐款是否也有名无实？

4月24号，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北京发布，世纪金源集团黄如论、黄涛父子因2008年现金捐赠2亿7393.3万元而获得“中国首善”称号。在本届慈善榜中，入榜慈善个人121位，共计捐赠18.84亿元；入榜慈善企业899家，共计捐赠117.95亿元。然而出乎主办方意料的是，在这份榜单之外，公众似乎更为关心原本计划与慈善榜同时发布的“赖捐企业黑名单”。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我们在核实榜单这样一个基础上，要披露实际到位没到位，那么媒体朋友可能在报的过程就讲，做一个黑榜，不管怎么去讲，的确我们讲过说，看它到底是不是到位。”

刘京社长告诉记者，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爆发后，中国企业踊跃捐赠，与国人一起创造了年度捐赠超过1000亿元的奇迹，但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一些企业向公益组织承诺的捐赠款项却迟迟没有到位，经过多次协商没有结果之后，4月初，中国慈善排行榜主办方表示，今年的排行榜将首次向社会公布承诺捐赠不到位的、包含30多家企业在内的“黑名单”。

刘京：“那这个事我们讲完了以后，我感觉到，媒体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媒体舆论监督，那么我们接到了很多的电话。”

刘京告诉记者，在舆论压力之下，不少企业赶在排行榜和黑名单公布之前补齐了之前承诺的善款，其中，诺基亚就迅速补交了之前一直没有到位的3000万元捐款。

刘京：“那实际意义上，到我们发榜的前夕，大家知道，绝大多数的企业的捐赠都是到位了。”

即便如此，原计划公布的30多家赖捐企业中仍然有部分企业迟迟没有兑现承诺，那么，这份黑名单是否应该在经过修改之后仍然按原计划公布呢？主办方内部也有过不同的意见，在经过多次讨论之后，主办方最终决定放弃公布黑名单。

刘京：“我想我们做事一个原则，只要能客观的起到好的一种效果，这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无意于说一定跟谁过意不去，把谁公布出来怎么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没有一点这样那样的监督的作用啊，我想可能也不有利于一件事情的这种发展。”

此外，对于部分企业捐赠没及时到位的情况，刘京认为，不排除这些企业存在特殊原因。

刘京：“我们知道，去年的经济形势是很好的，那么到了今年，尤其去年的下半年，金融危机对企业来讲，也是一种灾难，很多企业的这种经营发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变化，我想啊，这样一些事情我们大家也要宽容，应该也能是理解的。”

对这些企业不兑现募捐承诺的行为，有人给起了个名字，叫赖捐。而我们的记者在四川地震灾区的采访中发现，一些以个人名义设立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在512地震发生之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四川灾区。众多的名人和公众人物也都陆续赶往灾区慰问和援助。都江堰向峨乡是重灾区，曾经有很多演艺明星到过那里。

“为我们老百姓重建家园，还要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你们！大家加油！”

不只是公众人物，从政府到企业，从社会组织和团体到个人，都为灾区倾注了巨大的关注，现在地震过去快一年了，对灾区的支援情况进展怎么样？记者来到都江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韩杰给记者打印出了几份明细清单。这些清单反映了近一年来都江堰接收到的捐款和捐物的情况。

都江堰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韩杰：“目前就是共计4240万，捐款是1.38亿，项目情况通过中国红字会申报的项目，目前已经全部启动，首批项目共六项，援建金额是5395万元。”

韩杰告诉记者，很多名人、很多著名的基金都来过都江堰，但是据他所知只有李宇春的玉米基金通过红十字会向都江堰捐了一百万兴建卫生院。

从这几份明细单上面，记者看到每一笔的时间、数目都非常清楚，甚至一些只捐一元钱都记录在案。很多企业、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的数目不小，而且有的人是反复多次捐款。但是从这上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到过都江堰的公众人物的名字。

韩杰：“(那次)来了很多明星，十几二十个，鼓励这些灾民嘛，重建家园，至于捐没捐款捐物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这个名人捐款，捐物，确实没有听说。”

韩杰告诉记者，给灾区捐款捐物有很多渠道，红十字会和民政局的慈善会则是主要的两个渠道。记者又来到都江堰市民政局，慈善会的工作人员吴玉华告诉记者，一年来，民政局一共接收了三亿三千四百六十二万元的捐款。

都江堰市民政局老龄办主任吴玉华：“到了帐的，不是意向。”

记者：“意向现在有统计吗？”

吴玉华：“意向性的，我们这儿没统计。”

慈善会工作人员李海博从电脑里面打开了捐款的公示名单，记者发现这个名单比红十字会的更加庞杂。

记者：“一共多少页？”

都江堰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李海博：“一共有八十多页。”

记者了解到，当时来过都江堰的名人和慈善机构很多，不少明星也表示过要给灾区捐款捐物，但是李海博却告诉记者，他一直处理这些名单，也没有发现任何明星来捐过款物，一些明星创办的慈善基金也有工作人员来表示要捐款。

吴玉华：“来了三个人，然后我给他介绍了我们地震的情况，他们当时想，他们就说有那个意向向我们这儿捐赠，我们当时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

吴玉华回忆起当时那些人和事心情很激动，她一再地说对于公众人物的关心，他们心存感激。但是对于后来他们在重灾区都江堰是否有过具体的捐赠，她也不清楚。

吴玉华：“然后确实是来关心过我们的，后来捐过没有，我也不知道了，我们慈善会上没体现。”

李海博告诉记者，其实，四川灾区面临的捐赠相当混乱，一部分人捐款是不留名的，他们把钱直接打到公开的账户，而除了红十字会和民政局之外，接受捐赠的机构和渠道又太多，很多机构即便接受捐赠也无法开具捐赠票据，因此，想要查证这些捐赠是否真实存在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李海博：“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有的部门它接收了，它也没法开收据，有的打白条的，有企业拿着那种条子过来说，你看当时哪哪接收的，所以我们当时说，部门很混乱，我们不清楚是不是有证据证明有其他的个人在打政府的旗号在接收捐款，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政府接收的捐款肯定是纳入了救灾资金。”

赖捐，乱捐甚至一些不法分子的骗捐给慈善事业制造了另一种诚信危机

企业不兑现捐款承诺，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对灾区的捐款也有名无实。无论如何，开出这一张张空头支票，还是因为现行的慈善制度还存在着赖捐的空间和漏洞。透过这些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当前社会慈善事业，特别是民间慈善的监管和发展还面临不少问题，不仅伤害了人们的爱心，也伤及了慈善事业自身。

目前，在很多城市的商场、银行、宾馆、社区、超市等场所，我们都会看见像这样专门设立的爱心捐款箱。但是这个摆放在北京市某大型超市收银台上的捐款箱却让记者感到很疑惑，捐款箱上面除了写着“希望工程”四个字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信息。

“打的时候谁来打开啊？”

“我们负责人打开。”

“然后他给谁啊？”

“他给谁我不知道。”

而在位于北京市崇文区的一家洗衣店里，记者还发现了一个更加奇怪的捐款箱，在这个中型的透明箱子正面贴着一颗心，整个捐款箱上只有背面写着一个爱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

“它捐给谁啊？”

“肯定捐给有困难的人啊。”

“哪个组织啊？”

“自发组织的。”

看来这个捐款箱是洗衣店自己设立的，但对于善款的去向，店员们的说法显得有些含糊。

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王汝鹏秘书长告诉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所有募捐箱必须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审批方可设立，民政部门派专人对所募资金进行监管；没有经过审批私设募捐箱的行为都属于非法行为。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王汝鹏：“公募基金会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赋予了你有公募的这种资格的公益机构你才可以设置，那么有一些他设置募捐箱就是连大家，连个LOGO也没有，连个单位名字也没有，连个电话也没有。”

王汝鹏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正规捐款箱收到的捐款一直都不是很可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募捐箱捐款的用途、目的市民根本不知道，王汝鹏认为，要想真正发挥捐款箱的募捐效果，除了培育公众的慈善意识，政府还应出台完善、系统的法规，加强规范、监督，让更多的爱心落到实处。

王汝鹏：“如果大家对街头的募捐箱慢慢丧失了信心，熟若无睹，那实际上他影响的是大家的这个慈善行为，实际上是，往高说实际上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让大家不再信赖你。”

而除了街头巷尾各式各样的募捐箱，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所谓慈善基金还存在着虚假宣传。这是一个叫做“中国慈善联盟组织”的网站，网站上称该组织是一个非营利的NGO组织，主办单位有中国新农村发展促进会；富民小康(北京)农村技术信息研究院等四家，但记者拨打114查询和通过网上搜索，却没有找到这四家主办单位的任何信息。为了弄清情况，记者拨通了网页上留下的联系方式。

“抱歉女士，这个实名在北京没有注册的，无法转接。”

接着记者又尝试拨打直线电话，结果是无人接听。

记者：“根据网站上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这家叫做中国慈善公益联盟组织的办公室，但是我们来到这里发现很奇怪，今天是星期二下午的上班时间，现在是3点多钟，但是整个办公室我们看见已经是大门紧闭，里面没有一个人上班，甚至连一个值班人员都没有。”

大楼的物业人员告诉记者，从503到509都是这家慈善联盟的办公室，但是这两天都没有人来上班。而在前台记者看见，这里挂着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劝募管理局的牌子。那么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下是否有这个机构呢？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工作人员：“劝募管理局我们现在没有了。”

记者：“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没有的？”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工作人员：“去年5月份，因为我们基金会进行了项目清理和整顿，在清理和整顿之后，它不符合我们基金会公益的宗旨和要求，这样我们就把它祛除了我们所谓的公益伙伴的行列里面。”

在这家慈善联盟的办公室外，记者还看见了各式各样的招牌，但是在民政部的网站上却都查不到。但就是这样一个四处查无对证的组织，网站上却公开打出了敬一丹、李修平等为形象代言人。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好像没啥印象，没啥印象。”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李修平：“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儿搞的，也没有给我什么正式的聘书，但是正式的这种，你比如说你要是聘请你应该有正式的手续过来，或者通过台里面，或者什么(其它方式)，都没有，那就肯定是瞎掰。”

在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这个正式机构的掩护下，在名人代言的宣传下，网站上赫然打出了接收捐赠的方式。从善款、设备、医药到日常用品、学生用品，接收捐赠的单位依然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劝募管理局。虽然我们还无法统计有多少老百姓曾向这里捐赠，但是大楼保安的一席话却让我们很震惊。

保安：“上周有人。”

记者：“上周有人？”

保安：“之前孙杰(负责人)的车就没过来，开了一个奔驰小跑嘛，就没看见他车过来。”

到底该如何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慈善行为，让慈善回归它的本意？

某些企业和机构的赖捐，某些个人的乱捐甚至一些不法分子的骗捐，社会慈善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无疑在制造另一种诚信危机，让慈善事业偏离了正常轨道。这种反常也促使我们开始反思，到底该如何用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慈善行为，让慈善回归它的本意，让关爱之情传递地更远？

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募捐行为本身的规范，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程序如何，资金募集完了之后应该怎么使用，需不需要向公众去告知，这方面的规范我们都没有。”

目前，我国涉及公益事业以及公益捐赠的法律法规包括《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但缺都没有对民间自发募捐活动的行为规范做出明文规定，这也就导致了当下民间募捐行为随意性较强，重复募捐、多头募捐，甚至骗捐、挤占、挪用捐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金锦萍：“在旅馆或者有的时候在出租车上面，或者在很多的街头都能看到募捐箱，那这样募捐箱的设立，我们不能一概说人家都是恶意的，但是如果说真的出个极端的事件，说有人就是想以此为生，我就以一种公益为(幌子)，我在街头去募集，那如果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的话，他确实可以得逞。”

而对于近期广受关注的中国慈善排行榜，企业“诺而不捐”的黑名单事件，金锦萍表示，如果真的有企业已经做出捐款承诺，并明确了受赠方、捐款用途等，按照《合同法》规定，一旦出现诺而不捐的情况，受赠方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继续履行。然而，现实情况下，对“诺而不捐”的追究却是十分困难的。

金锦萍：“企业比如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或者在一些晚会里，他就说我们企业要捐多少，其实这个企业会带来很多隐性的一些收益，同时也会提高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也会提高它企业的形象，如果说这个企业它就是想反悔，它有能力捐赠但是它就是不想捐赠了，它认为它想获得(良好)公众形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在这样情况下。”

另一方面，想要真正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除了捐赠方的慈善意识有待完善、培育外，慈善活动的另一主要参与者，即受赠方的相关行为规范则更是尤为重要。而这其中，由于天然的私属性，非公募基金会的行为准则更是引人注目。

金锦萍：“那么如果说某些企业它设立基金会，它并不是说真是要做一个公益事业，而是觉得在资金操作方面比较便利，就是它会跟它的设立者，或者跟其他一些有利益相关的人之间从事一些交易，也就是基金会的一些资产并没有用于公益目的，反而为某些私人去牟利，那这样就会让基金会变成一个应该说是资金的中转站。”

金锦萍表示，基金会运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成为独立法人，确保与其创办者资产的分离，同时成立独立理事会，完善自身独立的治理结构。

金锦萍：“因为我们现有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里面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是非常少的，而且简单、操作性比较差，不够完整，那么因此会导致关联交易没有办法通过法律途径去禁止它，避免关联交易，除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之外，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基金会的信息公开，把它的一年的收入情况和支出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交易都予以公开。”

同时金锦萍也表示，在我国当前慈善意识和慈善氛围还不浓厚的背景下，多一些鼓励与宽容，创造一个更加善意、友善的慈善环境，同样尤为重要。

金锦萍：“两条腿一起走我觉得担心是正常的，但另一方面基金会尤其那些做的很好的基金会又很委屈，你们同时还在质疑我们这样一种善意，质疑我们这样一种付出，所以两方面很重要，一方面规范、管理，另外一方面扶持培育发展，这两条腿是要一起走的。”

半小时观察：给慈善的种子一片净土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孟子也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早就深深埋下了慈善的种子，只要在大灾大难面前，这种关爱他人的良知就会充分彰显出来，去年汶川大地震后，全国各地掀起的募捐热潮就是最明显的印证。

然而，现实中的慈善事业却有不少陷入了误区。一方面，在场面宏大的捐赠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捐赠的数额，慈善排行榜的标准也是金钱多少，仿佛谁捐款最多，谁就最有善心。这种以金钱换名声的利益驱动下，慈善事业很容易变成作秀、炒作的名利场。另一方面，在缺乏制度框架的情况下，真正具有公信力和品牌的民间慈善组织难以发展起来，而几家全国性慈善团体又门槛太高，普通老百姓大多望尘莫及，本来应该扎根在百姓身边的慈善事业变得越来越阳春白雪。

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让慈善回归民间，让慈善真正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越来越紧迫。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有配套的税收优惠措施，有严格的社会监督机制，有刚性的法律惩处条例，各式各样的慈善组织和机构在这些制度框架之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集中更多的资源，发挥出更高的效率。而我们在借鉴这些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应该尽早为国内的慈善行为制定游戏规则，提供成长土壤，只有在制度的保障下爱心才会更稳固、更持久。

(主编：周人杰记者：井天增、李想、李锦、盛情摄像：徐胜、樊金峰、李慧、沈焱、贡存) (来源：CCTV经济半小时)

（责任编辑：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