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由头：随着党委换届完成及此次全国两会对干部人事的调整，各级、各地党政领导班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届大学生，于1977、1978年考入大学的。由于这一群体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人数较多，又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有相同的经历与背景，因而被称为“77、78级”现象。

上世纪80年代初，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一毕业便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所吸收。加之改革开放提供的广阔舞台，他们具备了比后来者更好的契机。特殊的成长经历让他们集各种优势于一身，并成就了其今日的政治地位。

经过20多年的历练，这一群体不少人已经步入中央领导层、省部级高官行列，成为中国政坛一支具有影响力的生力军。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他们所展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与上世纪50、60年代“工农干部”、“革命干部”一代比较起来，他们的行政理念、工作作风、理论水平、个性特点有怎样的区别？他们亲历改革开放过程，在思想解放大潮和改革开放中得到锻炼成长，他们将如何适应与影响这个时代？

中国"77、78级"官员:年轻化 知识化 有实践经验

“77、78级”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缘

“77、78级”学生来源复杂，大多经历了“文革”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进厂进部队的社会生涯，高考时年龄跨度极大，父子同考大学并非极端例证。这一代人，既是“文革”早期的积极参与者，又是被“文革”耽误了青春、丧失了最佳学习时间的人，还是在“文革”期间世界观人生观逐渐成熟的一代人。

在校期间，这一代人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目睹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82年，离校后的他们亲身体验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部历程。他们虽然不是改革开放的发端者，却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长期的社会实践，使得这批人对中国国情有较深理解，对“文革”的反思以及后来在高校所接触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又使他们对政治有着独特的认知。比如，坚持改革开放，在坚持基本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借鉴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政治理念，对这些人来说并不需要“解放思想”就能够达成共识。再如，坚持大政方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与坚持个人独立思考的统一，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了这批人“务实”的品格，等等。这也是“77、78级”能够承担承上启下的职责、能够被老一代人及后来的60、70年代出生的人所共同接受的原因之一。

“77、78级”现象的出现是干部成长规律的反映

每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干部，都会形成具有适应特定时代特点的群体，而当社会变迁时，干部队伍之间也会发生较大的代际间的群体转换。干部群体代际转换的原因:一是年龄的自然更迭，二是时代的需要，即思想行为方式符合时代的节拍就能够生存下去，而不顺应时代的发展则往往被淘汰。因此，干部的成长既受个体因素的制约，又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来看，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代人：一是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干部，这些人都已离退休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过世；二是“文革”前参加工作的人，包括“文革”前的大学生，但这批人大多数也退休了；三是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代，现在是干部队伍的中坚；四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干部，这批干部现在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的较多，少数人因干部政策规定要配备45或40岁以下干部而在地厅、省部任领导职务。因此，“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

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77、78级”出身的干部的成长是与时代的成长同步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与现代化建设相顺应，全党推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时“77、78级”的人在年龄、文凭方面均占优势，符合“硬指标”(当时“四化”方针在社会上被称为硬指标)，其能力和阅历也足以使其担当起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因此，“77、78级”刚离校不久，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机构改革中进入了县(处)级领导班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时代为“77、78级”的人提供了机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老一辈各级领导者逐渐淡出领导岗位后，于77、78年入学的这批人的岗位也逐步发生变化，逐渐承担起党和国家各级重要职务。这既是代际间自然更迭的结果，也是社会变迁、对领导者的社会需求变化的结果。

在今天，惟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人才能够承担领导职责，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而既有相当的知识背景、又能够在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方面有实践经验，掌握时代特点，则是最起码的个人素质要求。由此，那些在实践中磨炼出来的符合社会需求的皎皎者，就成为时代的选择。

“77、78级”现象的出现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

“77、78级”现象的出现从宏观上来说是必然的，是与社会需求、时代机遇紧密相连的。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现代化建设，就需要这样一批人。从另一方面来看，不可否认，“77、78级”现象的出现也有个人的因素、甚至可以称之为偶然的因素。这些人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展现出突出的个人因素：因在社会底层磨炼多年，凭着个人努力考上大学，有着较强的奋斗精神，所以能够较快地成长起来；由于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在工作岗位上易于较快地与他人形成适当的人际关系，等等。但是，一个人能否得到提升，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机会的出现，而机会并不是同时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再如，所在单位的内部环境、内部风气，上级领导的赏识；又如，个性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结局，等等，都对人的发展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同样是这两年入学的学生，也有身居高位而最后因腐败而落马的。

如果将“77、78级”作为一个群体来看，绝大多数人成为当今社会的骨干是历史的必然现象。但是，能否成为领导者、特别是能否成为高级领导者，则有一定的个体因素起作用，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总体上讲，“77、78级”所展示的共同特点，足以使人们从共性上分析历史的必然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77、78级”现象终会成为历史的名词，新一代各级领导者将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成为中坚，这在基层乡镇乃至县级领导班子中已经显露出来，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77、78级”现象会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独具色彩的一笔。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高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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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8级”官员主要特点

据不完全统计，仅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77、78级”大学生已达20人以上。这批新人大部分出生于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属于“共和国一代”，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有以下特点：

一是相对年轻化。如周强47岁担任湖南省省长。法国《费加罗报》曾经这样评说：“中国高官年轻化、知识化步伐加快，似乎是作为十六大后用人的思路在加以推行，这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知识化优势。这批官员大多数出自名校，具有较为扎实的专业知识，许多人拥有硕士、博士头衔，属于专家型官员。在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人受到的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教育。但在上世纪80年代后，包括课程设置等都改革了，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许多人还有机会出国留学。

三是实践经验优势。这批官员中，大部分具有丰富从政经历和基层生活体验。不少人当过插队知青、解放军、工人、基层团干部、学生会干部、领导秘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