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较量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
她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因为记“环保日记”，韦东英成了萧山的名人，她更是萧山环保局的熟客。
她和丈夫已经花去两万多元，为了拍照片取证，为了一遍遍租车往钱塘江上的排污口跑。“六工段、二工段、四工段，都是排污严重的口子。”她提起几个排污口如数家珍，可如果跑上一趟，沿着弯曲的钱塘江大堤，那可是数十公里远的路程。
她忧心的已经不止是坞里一个村庄，而是钱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产业带危及的百万群众的生命。
2002年3月，一封由许宝涛、刘玉华、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党员代表，王保学、夏正荣、刘启江等20余名群众代表联名的信件，从苏北东兴村出发，寄往阜宁县、盐城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
但是，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随后，300多村民写下联名信，按下鲜红的手印。“有点像（当年的）小岗村那么悲壮。”舒其昌说。
再一次，悲壮的联名信遭遇了冷遇，东兴村民的举动在阜宁、盐城等部门领导那里，被看成了“社会渣滓”的闹剧。
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后，村民们害怕了。他们多次将情况反映到市里。“上面也派了专家调查，专家们都认为是大汶河污染造成的。”杜先富说。
可是，肥城市有关部门却对此表示为难，除了对受疾病困扰的百姓表示下同情之外，对大汶河上游的污染工厂却表现得丝毫没有办法，因为那里为泰安、莱芜等市地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
不知从何时开始，韦东英给市、省、国家环保总局写起了信。“刚开始给萧山市环保局打电话，他们总说给处理却总不见人来。”直到2004年末，韦东英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南阳化工园成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萧山环保局也开始对南阳化工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杭州本地媒体报道称“2007年底，南阳化工园将全部搬迁”。
被称为“社会渣滓”的苏北东兴村民在所有的投书无果之后，2006年9月18日，以段德桂为首的369名群众决定起诉巨龙化工厂，索赔73万余元。
此前，他们曾将巨龙厂告到县法院一次，但那次起诉被镇领导调解，由化工厂给全村村民每人每年70元的补助。
2007年5月10日，盐城市法院驳回了东兴村民的起诉，段德桂等人遭受到致命一击。“这次诉讼花了八九万元。”对于抱病在身的段德桂来说，一场官司近乎倾家荡产。
肖家店村最终依靠山东肥城市的支持，从镇里接通了自来水。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给萧山市、浙江省两级环保局打去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达标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仍然在往钱塘江排污水？闻闻这气味，这叫达标？”说话间，一股怪味袭击而来。
邵关通喊来一辆面包车，急急忙忙往钱塘江大堤赶去。站在大堤上，往远处望去，无边无际的化工园区正笼罩在深黄色的浓雾之中。邵的家，就在浓雾之下，他的妻子韦东英，正在那里为上中学的儿子准备中饭。
“水是第一危险”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在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韦东英有一个数据，坞里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比浙江省平均发病率的0.192%高出十几倍。
虽然环保局说化工园区达标了，但她坚持认为工厂的污水还是没有处理。“村里有人拿井水水样到上海检测，得到的结果是有致癌物。”韦东英说，坞里村人到市里告状，信访办的人说，千万别把那个结果公布出来，天下要大乱的。
苏北的段德桂仍然在为他的官司奔走着，他没法取到证据。“我不知该怎么办，又不懂科学。”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狭长的经济带从韦东英的村庄穿过，也穿过了段德桂的村庄，穿过了杜先富的村庄。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林景星试图帮助这些村庄的人们找出病根。“水是第一危险，我们一天到晚离不开水。”他在肖家店村喝过那一碗说不清道不明味道的水之后，感触颇深。“但如想拿到证据却很难，科学家不能随便张口说话，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时间，用去了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作出结论。
段德桂想打赢官司，将污染的化工厂赶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谈何容易。
林景星曾将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发带到实验室检测，结论是检测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菠菜的镉含量超标达到9倍，铬含量超标12倍；河水检测出的锰超标57倍，锰过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其中超标比较厉害的就是镉，镉是一个剧毒元素，超标会引起各种各样癌症，比如说肠胃癌、食道癌，还有肝癌。”
通过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污染传播途径：水质受到污染-导致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又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污染，最后，人摄取食物而使致癌剧毒物进入人体。
早在2001年，林景星便将他的发现命名为“生态环境地质病”。
江苏省的多位专家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张胜田等人曾研究过一次稻田污染事故。结果发现，灌溉了沿河企业污染过的河水的稻田，因酸性太强的水殃及禾苗，对其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环境生物效应种类繁多，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污水大量排放，改变了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使鱼类受害，数量减少，甚至灭绝。而污染则可引起染色体突变、机体畸变和癌症发病率上升。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镉、铅、砷、汞等，不同的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引发疾病的元素。”林景星说，这就是病根。他想对多个地区做相同的调查，“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不可能开展太多研究。”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本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本报记者 喻尘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韩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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