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一对一”资助的见面仪式开始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会议厅、这么多时髦的阿姨、这么多领导。”一位被资助的大学生回忆。大学生们被要求上台和跳舞——《感恩的心》，这也是仪式的主题。但这些贫困学生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感恩”方式，包括频频给资助者写信。他们眼中的感恩，是努力活着，自然而有尊严。

“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段父的反映是有些不平，“我的娃不是个不懂报恩的人。他知心疼父母，但从来也没给我们写过信。”

段东仁回忆起去年跳的集体舞，台下的家长与资助者，许多双眼睛泪光闪动。但对这群贫困的孩子，这是尴尬、是自卑，甚至屈辱

可到参加捐赠仪式那天，他却说不想去了。”汪志鹏挪了两步，又猛地坐了下去，全场愕然的注视下，男孩眼泪直流。“娃的裤子穿得太久，裤裆炸线了。”母亲望了望儿子轻声说，“见面会完后，他扑到我身上说：妈，当穷人实在太蹩了！”

有的女企业家没有给学生留电话和地址，告知通过电子邮箱联系就好；有的留下秘书的电话，告诉学生，“没有要紧的事情，不用直接联系我”；有的学生给资助者写信，始终没盼回只言片语。

尽管早上7点就赶到镇上搭车，但颠簸了7小时到达湖北襄樊时，大学生段东仁（化名）还是迟到了。对他和他同伴的“捐赠仪式”早已开始，会场上正放着歌曲《感恩的心》。这个20岁的孩子被叫上台，和另外21名受助大学生一起跳舞。

台上的大学生都出自寒门。这场在2006年8月举行的活动，是襄樊22位女企业家对他们“一对一资助”的仪式。中国人更喜欢用仪式表达他们的心情，比如这场由襄樊市总工会组织的活动，主题是“感恩的心”。

但来自湖北保康山区、穿着白衬衣黑布裤解放鞋的段东仁，感触最多的是自己卑微的心。他只记得，那首不过5分钟的歌，仿佛把秒针凝滞住了；他的手脚，像被一桶浆糊泼过般僵硬；而舞台上的灯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家里，仅有的4盏30瓦灯泡。

一年后，2007年8月19日，段东仁没能继续参加捐赠仪式。这种“结对子”的资助，每次资助期限为一年。贫苦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坏消息，直至2007年8月27日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他。此时，他与其他4名“缺席”的大学生，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感恩门”前，孩子受伤

8月19日，辽宁大学的龙威与其余16名受助学生，再度获得襄樊市总工会牵线的“金秋助学”资助。根据2006年的协议，与贫困大学生结对的女企业家，每年将资助他们1000元，直至其本科毕业。

市总工会负责人解释了段东仁等5名学生缺席的缘由——他们种，有2/3的受助者没给资助者写过信，除了一名男生外。但这个孩子只是想再得到多些资助，信中连句“谢谢”都没说。“我们不愿再资助没有感恩之心的大学生。”一些女企业家感到失望和愤怒。

捐助者的心完全可以理解。“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左传》，就留下了“结草报恩”的典故。而在今天的电视中，你可以不断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灾民们跪在前来视察的领导面前，泪流满面。但现在，竟然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捐款者不闻不问。所以，这个消息被媒体披露后，网上就有人大骂这几个孩子“没良心”。

面对这个结果，身处漩涡的大学生龙威保持沉默。这个频频给资助者写信、打电话的19岁男孩，此次被树为“懂得感恩”的典型之一。但他在心里为那些没获得资格的同学抱不平——他理解他们的心，“除了那个写信要钱的男生，阿姨们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她们资助的孩子为啥没写信”？

龙威的父亲拉了几年黑三轮，在暮色中与城管打了数次“猫鼠之战”，最终以车被没收告终。母亲也曾是黑三轮大军中的一员，最近刚拿到出租车执照。而妹妹正在念高中，准备考大学——如果她的梦想实现，那就是家庭经济的噩梦。

在龙威看来，严阿姨资助他的1000元钱，是父亲在城区内拉500趟活的收入，也许还是其父母卖两三次血换来的“营养费”。龙威觉得，像他这样的孩子，不会不珍惜这1000元的宝贵。

但主角们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我们不会再接受资助，将来我们要资助别人！”被取消资助的王可（化名）的母亲，在电话中断然拒绝了总工会继续寻找资助者的好意。另两名学生的电话或手机，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称孩子不在家。

“有些消息是误传。”捐助的负责人之一——湖北襄樊工会女工部部长周华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只有3名学生被企业家中止了资助。其余两名去年已获得了一次性资助。而被停止的那3名学生，工会打算为他们联系新的资助人。”